手指划过那排编号能触到金属的冰凉和刻痕的粗糙。
照片里的编号墙上只截取了一段,但就是这一小段,已经够多了。
她今天把它带来了。
从黑暗里,带到了灯光下。
“b3层营养槽里的十七个‘报废服务器’。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不到三岁。他们已经不会哭了,不会喊疼,甚至不会呼吸。他们只是编号。”
最小不到三岁。
这意味着她被带进来的时候,可能刚刚学会走路,刚学会叫“爸爸”“妈妈”,刚学会用小手抓住大人的手指。
然后就被固定在了采集舱的凹槽里,头盔扣上,电流接通,第一次采集开始。
她还不懂得拒绝,还不懂得反抗,还不懂得什么叫“记忆权”。
她只是在被榨干之后,变成了一袋医疗废物,被推进焚烧炉。
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她只剩一个编号。
而那些营养槽里不止她一个。
十七个。
十四个岁以下。
沈念把三张照片摊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听证室里,像把三具小小的遗体轻轻放在了桌面上。
她在无声地说,这就是记忆权。
不是一个学术概念,不是一条法律草案,不是你们在论文和报告里翻来覆去论证了三个小时的抽象命题。
是这些人。
是这张脸。
是这面墙。
听证室里,有人在抹眼泪。
不是一个人。
旁听席上,那个戴眼镜的女律师摘了眼镜,用指尖按着眼角。
媒体区的一个年轻记者把录音笔放下来了,手搁在膝盖上,低着头。
坐在专家席边上的书记员停下了敲键盘的手,手指悬在键帽上方,没有落下。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咳嗽。
没有人翻材料。
三台摄像机里的红色指示灯还在闪烁,忠实地把这一切录了进去。
沈念收起照片。
她把三张照片叠在一起,边缘对齐,用指尖压平,放回口袋里。
她的动作很轻,像在收殓。
看着那些法学家。
她没有看别人。
她看法学家的眼神是直接的、坦荡的、没有闪避的。
不是质问。
不是施压。
是平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