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鱼被送进采集机构的时候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兔子,跟工作人员说“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
她没有等到妈妈。
她等到的是第一次采集。
然后是第二次。
第三次。
然后是一万次。
到第八年,她的海马体活性降到临界值以下,被判定“退役”。
安置在华南某地的一间合作精神病院,病历上写着“重度认知功能障碍合并器质性人格解体”。
她现在不认识颜色。
不记得天空是蓝的、草是绿的。
不认识妈妈——她的母亲在去年找到了她,站在病床边叫她的名字,喊了四十多分钟,她只是茫然地盯着面前这个哭泣的女人,没有任何反应。
沈念把这张照片放出来的时候,没有说这些细节。
她只说了三句话。
三句话,每一句都是骨头。
然后她翻到下一张。
是她自己。
照片是她在别墅的第八年拍的。
那天她刚做完一次长达六小时的采集,回到房间,坐在床边,对着手机屏幕按下了快门。
照片里的女人瘦得吓人,颧骨高高凸起,眼眶深深陷下去,两颊的肉像被刀削掉了一样,脖子的筋络在皮下清晰可见。
她的嘴唇干裂发白,头发枯得像一把干草,垂在肩膀两侧,没有一点光泽。
最让人移不开视线的是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没有表情。
不是悲伤,不是愤怒,不是麻木。
是比麻木更深的东西。
是把所有情绪都压到底之后,只剩下灰烬的那种空。
“这是我。”
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没有低头,没有移开视线。
她的语气像在介绍一张证件照。
这是我的编号,这是我的照片,这是我在被囚禁了八年之后的样子。
我不为这个照片感到羞耻,也不为它感到骄傲。
我只是让你们看看。
让你们看看一个人在被剥夺了八年记忆权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听证室里更安静了。
坐在第二排的一位中年女记者放下了笔,左手捂住了嘴。
她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出声。
隔了一个座位的老教授推了推眼镜,又把眼镜摘下来,把镜片在袖子上擦了擦,重新戴上。
最后一张照片,是一个编号墙。
照片拍的是b3层营养槽的金属底座,那面冰冷的金属板上,密密麻麻刻着所有已经被“报废”的服务器的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