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
十二月初就开始下雪,一场接一场,城中村的屋顶上积了厚厚一层白。
周秀兰在超市做临时工,负责整理货架,一天站十二个小时,一个月挣一千二。她没有医保,阿宝也没有。
所以阿宝发烧的那天晚上,她先是在家里扛了两天,给孩子喂退烧药、敷冷毛巾,以为能扛过去。
第三天夜里,阿宝烧到了四十度。
她记得很清楚。
凌晨两点,她摸着阿宝的额头,烫得像刚从火上端下来的锅底。
孩子不哭了,也不闹了,就那么软塌塌地躺在她怀里,呼吸又浅又急,小嘴张着,嘴唇干裂起皮,发出的声音像一只被踩伤的小猫。
周秀兰抱起孩子就往外跑。
外面下着雪,她只穿了一件薄棉袄,在路边拦了二十分钟才拦到一辆黑车。
司机看她抱着孩子急得脸都白了,二话没说就让她上了车,一路闯了两个红灯,把她送到了儿童医院。
那天晚上的儿童医院,像一座永远不会熄灯的工厂。
急诊大厅里挤满了人,孩子的哭声、家长的喊声、护士推着治疗车碾过地砖的咯吱声混在一起,热烘烘的,吵得人脑仁疼。
墙上贴着褪了色的卡通贴纸,米老鼠的耳朵被撕掉了一半,露出下面发黄的墙面。
消毒水的气味浓得呛鼻子,混着呕吐物和汗水的味道,让人想吐。
周秀兰抱着阿宝冲到分诊台,护士量了体温,给了她一张号。
前面排了一百多号人。一百多。
她抱着孩子在候诊区的塑料椅子上坐了一夜。
阿宝在她怀里昏睡,偶尔抽搐一下,烧得太高了。
周秀兰不敢睡,每隔十分钟就用嘴唇碰一下女儿的额头,感受那个让她心慌的温度有没有降下来一点。
她带来的水已经凉透了,她用身体把水瓶焐着,焐出一点温度了就喂阿宝喝一小口。
凌晨四点,阿宝突然开始说胡话。
嘴里含含糊糊地叫着“爸爸”、“爸爸”。
周秀兰愣了一下,然后把她抱得更紧了。旁边一个也在排队的大姐看了她一眼,递过来半块面包,说妹子你吃点吧,看你嘴唇都白了。
周秀兰接过面包,说了声谢谢,咬了一口,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她把面包塞进包里,继续抱着阿宝。
天快亮的时候,窗外的雪停了。
候诊大厅里的灯光从惨白变成灰白,透过满是水汽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像一层薄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