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刚生下女儿那年。
女儿早产,生下来只有四斤三两,在保温箱里待了二十三天。
她每天隔着玻璃看那个皱巴巴的红色小东西,觉得她太小了,小得像一只刚剥了壳的鹌鹑,连哭声都细得像蚊子哼哼。
护士说这孩子命大,能活。
周秀兰就给她取名“阿宝”——她没什么文化,不会起好听的名字,只觉得这孩子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宝贝。
阿宝满月那天,她买了一个硬皮本。
小卖部里最便宜的那种,封面印着一朵俗气的牡丹花,内页是薄薄的道林纸,钢笔写上去会洇墨。
她用圆珠笔在第一页画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竖线,左边写“买啥”,右边写“多少钱”。
第一行:奶粉,二十三块五。
第二行:纸尿裤,
十五块八。第三行:阿宝的鱼肝油,九块。
每一笔都精确到分。
因为丈夫在工地上出事的抚恤金只有五万块,她不敢乱花一分钱。
那时候她住在城中村一间月租三百块的单间里,楼道里的灯永远是坏的,上厕所要去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
冬天没有暖气,她用热水袋给阿宝暖被窝,自己裹着一件旧的军大衣缩在床的另一头,整夜不敢翻身,怕压到孩子。
那个本子记了三年多,密密麻麻写满了上百页。
从奶粉尿布到幼儿园的书包,从退烧药到过年买的一双红棉鞋,每一笔都是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阿宝三岁那年上幼儿园,回来跟她说,妈妈,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我爸爸去哪儿了?
周秀兰在厨房切土豆,刀顿了一下,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了。
阿宝又问,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周秀兰没有回答。
她把切好的土豆倒进锅里,油星溅在手背上,烫出一个泡。她没有出声。
那是她第一次觉得,一个人养孩子,真的好难。
但再难,她也没想过要放弃阿宝。
那个牡丹花封面的本子就是她的命。
上面每一行字都写着:阿宝还活着,阿宝在长大,阿宝今天喝了一整瓶奶,阿宝会叫妈妈了。
只要这本账还在,她就觉得日子还能过下去。
第二次记账,是阿宝四岁那年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