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杜维·卡桑达,在吸食工业胶水两年多后,于十五岁那年秋天死在了卡图图拉贫民窟小卖部的水泥地上。
他的手臂僵硬地伸着,手指还握着一个空的胶水瓶。
玛丽亚抱着儿子冰冷的身体,在漏雨的棚屋里坐了一整夜。
她不想哭,也没哭。因为她觉得,儿子的死不是昨天晚上的事——它生得更早。也许在他第一次把鼻子塞进胶水瓶的那天,也许在他第一次因为戒断反应在街头浑身抖的那天,也许在某一个她无能为力的普通日子,坦杜维就已经死了。
她只是没有去埋葬他。
天亮了。
雨停了。
玛丽亚站起来,用一块旧布裹住儿子的身体,扛在肩上,走进了卡图图拉泥泞的巷子。
“你要去哪儿?”隔壁的玛拉问她。
“带他回家。”玛丽亚说,头也没回。
但她没有家可以回——坦杜维的父亲失踪了,她的父母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她埋葬儿子的地方,将只是一片被雨季冲刷的沙地,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没有任何标记能够宣告这里曾经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这个绝望的时代里,挣扎过、疼痛过、结束过。
博茨瓦纳的都哈博罗内,一座新兴的非洲城市,曾经是非洲经济展的奇迹。钻石出口带来的财富没有被少数精英瓜分——看病免费、上学免费、连农村家里的祖母都能领到养老金。
但现在不一样了。
钻石价格在国际市场暴跌——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经济衰退。需求减少,库存过剩,博茨瓦纳的国库收入缩水了百分之四十。
政府宣布财政紧缩措施。医疗预算削减百分之三十。教育预算削减百分之二十五。社会保障支出砍掉一半。
“我们只是暂时节流。”财政部长的电视讲话听起来挺有道理。
但“暂时”是什么意思呢?
在大多数博茨瓦纳茨瓦纳人的字典里,“暂时”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在乔贝地区,情况尤为严峻。毒品滥用和成瘾案件在乔贝地区激增,卫生管理部门出警告,呼吁紧急干预。
疾控所的医护人员在处理普通流感时都要戴上两层口罩——不是怕流感,而是怕不知道的人的血。艾滋病感染率38。3%意味着每次打针、每次抽血、每次手术,都可能是接触阳性血液。哪怕一点微小的伤口,都可能带来感染风险。
护士马波的女同事怀孕八个月,仍在夜班值班。她给一个吸毒过量昏迷的病人抽血,针头扎偏了,戳到自己手指。
四个小时后,预防性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送达。
但她的丈夫不让她回家。
“你怎么知道那针头是干净的?”
“你肯定被感染了,你去你妈家住,别把病毒带给我和孩子。”
她蹲在医院走廊的角落,哭了整整四个小时。
据说博茨瓦纳人口约247万,但你能在街上走一整天,看到的活人不到这个数字的零头。
人们去哪儿了?
他们死在屋里了。
在博茨瓦纳弗朗西斯敦的第12消防站,消防员肯尼每天的任务之一是“破门收尸”。
指令从哪里来——邻居闻到了气味。
“上个星期我一共去了六次,”他对朋友说,“有三次是胶水中毒,两次是艾滋病,一次是疟疾。”
“有活着的吗?”
“没有。”
其中一间房子的门被强行打开时,屋里散出的气味让三个人当场呕吐。尸体已经躺了两周,邻居们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报了警。
“我们进来的时候,地上到处都是胶水瓶。”肯尼说。“死者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女人。她的嘴里塞着布——可能是怕自己在昏迷中咬断舌头。她的嘴唇上全是血渍,手指甲里全是抓挠墙壁的痕迹,死前应该挣扎了很久。”
她的床头柜上也有一张照片——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大概十几岁,笑得阳光灿烂。
肯尼把照片递给同事。
“这是一个人的过去。”他说。
“她现在去哪儿了?”
肯尼不说话了。
哈博罗内东部一间荒废的中学教室里,阳光通过破碎的玻璃窗照进来,照在涂鸦密布的黑板上。
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
毒品不是答案。
但生活没有出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