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两百多个学生只剩下一半不到。
老师们知道原因。不是因为缺勤,不是因为转学——那些字眼太轻了。孩子们只是不再来了。不再存在。
露西亚老师在这里教书十四年了。她看着这所学校从八十多个学生到现在的小班。但她现在站在讲台前面,看着空荡荡的教室,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
“图梅洛?”
教室里的其他二十二个孩子齐刷刷地摇头。
图梅洛上周没来了。不是一两天,是一周。
露西亚知道图梅洛住在哪里——卡图图拉深处,一栋用黑色塑料布遮窗的棚屋。她去过,那地方没有门牌号,只是些贴着标记“某某家”的破旧铁片。
“他妈妈得了艾滋病,”露西亚对副校长西蒙斯说,“图梅洛在照顾她。”
副校长的回答比肺痨患者的咳嗽更短促“通知社会福利部。”
但社会福利部不接电话了。
不是因为电话出了故障,而是因为社会福利部的员工自己都辞职了——有的自己生病,有的照顾生病的孩子,有的干脆离开了这座城市。
“流行病”这个词,在社会福利部的工作表上变成了“结束”。
图梅洛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足够幸运能在某个角落活着,他可能正在吸胶水。如果他足够不幸,他已经死了——成为某个无名的、没人认领的尸体,被埋在某个没有墓碑的土堆下。
旱季结束的那天,暴雨如注。
去年年底南部非洲经历了拉尼娜现象,今年年初大部分地区又遭遇了强对流。洪水席卷了整个非洲,刚果盆地、赞比西河谷,连纳米比亚常年干旱的库内内地区也了洪水。洪水冲垮了房屋、淹没农田、污染水源。霍乱在洪水后迅蔓延。
北部地区的奥汉圭纳,一所卫生诊所被洪水切断补给。下雨的第一周,药物的供应断了。第二周,食物断了。第三周,什么都没有了。
在开阔的空地上,雨后形成水坑。蚊子在水中产卵——疟疾传播者在这些临时繁殖地里大量滋生。
纳米比亚的疟疾感染率,在短短三个月内翻了一番。
穆雄医生在温得和克看不到疟疾——温得和克海拔较高,疟疾病例比北部少得多。但他看到的是从北部乘大巴赶来的病人。他们的体温高达四十度,呕吐、颤抖,皮肤黄得像苦楝树皮。
“我们没有足够的青蒿素,”护士卡琳告诉他,“仓库里的存货只够两周。”
“两周后呢?”
卡琳没有回答。
在奥汉圭纳的临时诊所里,人们把尸体堆在门外的空地上。
不是因为没有棺材——棺材是可以砍树做的。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挖坑。
几个幸存者轮流用铁锹艰难地在硬地上挖坑。雨水淋湿了棺材,湿透了寿衣,冲走了他们最后的尊严。
里安古·马孔戈是当地的巫医,也是墓地看守人之一。
“过去的几个月,”他坐到一块石头上,肩上扛着铁锹,“我已经埋了三百多个人。”
三百多个人。这只是一个村子。
“有老人,有年轻人,有孩子。”他说,“有些人是疟疾,有些人是艾滋病,有些人是吸毒过量。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只是……不再呼吸了。”
“他们只是不再呼吸了。”这句话,像一挽歌。
玛丽亚不再进货了。
她的小卖部货架上空了一半,玻璃瓶蒙了一层灰。市政的水管维修了,三天没水,她的洗手池是黄的泥浆。
坦杜维蜷缩在墙角,嘴唇干裂,布满创面的手掌里空空的。
他的眼睛已经出了严重问题。甲苯中毒导致视神经萎缩,光线像从薄纱中透过来,模糊、遥远、不真实。
“妈,”他眨着眼睛使劲聚焦,“外面有人吗?”
玛丽亚没回答。她在看着窗外——街上有一个瘫倒在地的人,衣服破得像渔网,双手抓着自己的脸。
那是登克——坦杜维以前的伙伴之一。他吸胶水已经四年了,比坦杜维多两年。他看起来像个五十岁的男人,肌肉萎缩,关节扭曲。
登克已经不省人事了。他倒在地上的垃圾堆里,像一个被丢弃的液体瓶。
玛丽亚没有去帮忙。
不是不想,是不能。她的腿肿了——肝功能正在衰退。她有一种感觉,自己的身体也在某处破损,像一艘船,船底有洞,水正慢慢地、无声地渗透进来。
坦杜维已经没动静了。
“坦杜维?”她叫了一声。
没有回答。
玛丽亚走到他身边,蹲下来,伸出手摸他的脸。
冰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