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我们……优先为外国人提供服务。”
穆雄猛地抬起头。
“优先为外国人?”
这是一条命令——可怕、卑鄙却不能再清晰。在纳米比亚人自己像苍蝇一样死去的时候,官方的指令竟然是优先治疗游客和外籍居民。
他转过身,看着调查员的白脸,那张脸在白色口罩和白色防护服上方露出两只疲惫的眼睛。他的眼镜后反射出穆雄自己满是皱纹的脸——一张比他年龄还要苍老的脸,被疾病、绝望和愤怒撕扯得支离破碎。
“你先出去。”穆雄说。
调查员犹豫了一下。
“我说,出去。”
调查员合上登记簿,转身离开了隔离病房。塑料门帘在他身后滑落,出清脆的声响。
病房里只剩穆雄和那个濒死的病人。
还有病房外候诊走廊里模模糊糊的呻吟声。那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遥远、模糊,却永远无法关掉。
温得和克的另一头,卡图图拉贫民窟的深处,玛丽亚的小卖部依然开着。
她卖的东西和两年前差不多——方便面、可乐、面包、便宜的肥皂和洗衣粉。但货架下面的箱子里,藏的东西变了。
以前是北边走私来的工业胶水,几十瓶塞在一起。
现在不一样了。
胶水仍然有,但卖家们开始开“新产品”将航空燃油掺入胶水中,兑出一种效果更强的混合液,瘾君子们称它为“红色”。“红色”的劲头比普通胶水强三倍,昏迷和猝死的风险也提高五倍。但对卡图图拉的瘾君子来说,一个风险的数字毫无意义——他们活在每一个当下。
还有含铅汽油。从北部边境的炼油厂用卡车走私进来,放进铁罐里分装。含铅汽油的毒性比无铅汽油更猛烈,吸入后能在几秒内产生强烈的兴奋感。长期吸食含铅汽油的人,会得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停止制造红细胞,人像干枯的植物一样枯萎。
甚至止咳糖浆也变得流行。一些走私者从津巴布韦和南非进口含有可待因的止咳糖浆,在卡图图拉以每瓶两美元的价格出售。可待因是一种阿片类镇静剂,能缓解疼痛、抑制咳嗽。但当它被过量服用时,能产生与吗啡相当的欣快感,同时带来与海洛因同等的成瘾性。
玛丽亚今年四十二岁。她在这个街区住了二十二年。
她的第一个孩子十五岁,叫坦杜维。
是的,前面提到的坦杜维·卡桑达。就是那个拧开胶水瓶盖把鼻子塞进去的孩子。
玛丽亚知道他在吸胶水。
她知道已经两年了。
她知道胶水在大脑里溶解髓鞘——如果在墙壁上打一个孔,往里面倒一瓶胶水,等它完全蒸,墙壁就会开始塌陷,石灰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最终剩下一个空洞。坦杜维的大脑就是那面墙壁——正在坍塌,一块一块地,无声无息地。
但玛丽亚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她和坦杜维的父亲没有结婚,那个男人在坦杜维三岁时就搬走了。她一个人靠着经营小卖部的微薄收入拉扯大四个孩子。坦杜维吸胶水后,她把他送到康复中心,没钱。她把他送到教会救助站,工作人员对她摇摇头“他的脑损伤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他还能活多久?”
“看情况。”
所以玛丽亚停下了。她不再试图阻止坦杜维吸胶水,而是选择在旁边看着他。看着他瘦,看着他抖,看着他忘记昨天说过的话,看着他那双曾经明亮的大眼睛变得浑浊、呆滞、像化不开的死水。
有时她会在晚上过去,趁坦杜维睡着的时候,替他掖掖毯子的角,擦掉他眼角流出的粘液。
今天傍晚,坦杜维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小卖部。
他又瘦了。
玛丽亚看着他在昏暗的灯光下摸索着货架——他找不到那些东西了,视力已经开始模糊。他的眼睛瞪着那些瓶瓶罐罐,从可乐晃到驱蚊剂,又从驱蚊剂晃到那个藏着胶水的黑色塑料袋。
“妈,”他的声音很轻,“胶水……”
玛丽亚站在那里,柜台上面放着给这个街区所有人看的糖果、薯片和饮料。她看着儿子那张消瘦的脸,看着缠在脖子上的那个旧布条——他怕冷,哪怕室温三十度也怕冷,因为身体已经没有脂肪了。
“没有胶水。”玛丽亚说。
“妈,胶水。”
“我说没有。”
坦杜维的嘴唇开始抖动。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戒断反应。他开始冒冷汗,开始抖,开始恶心得想吐。
“求你了,妈。”
玛丽亚转过身,把手伸进柜台下面的塑料袋。她拿出一瓶胶水——还是南非走私来的那种,还是那个散着死亡气味的品牌。
她把它放在柜台上。
“给你。”
坦杜维曾经上学的地方,是姆帕瓜小学。
距离卡图图拉不远,在几排廉价公寓和商店之间,有一小块空地。操场上没有足球门框,只有一块用石头划出的球场。教室里没有十几张课桌,只有几个长条凳和一块掉漆的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