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砚被派去整理一批前明宫廷的佛经抄本。大多是太监、宫女抄的,字迹工整,但没什么个性。偶尔有几本,抄经的人在末尾写了点“愿文”,祈求平安,祈求度,祈求来世。
这些“愿文”,写得真诚,能看出抄经人当时的处境和心境。有个太监写道“弟子净心,自幼入宫,今已五十有三。愿以此经功德,回向父母,早生净土。”
另一个宫女写“信女妙音,入宫二十载,未见天颜。唯愿来世,得生寻常百姓家,相夫教子,了此一生。”
张砚看着这些字,心里酸。这些卑微的人,在深宫里,用抄经这种方式,寄托那点可怜的念想。他们不知道,外面已经改朝换代,他们效忠的皇帝已经吊死在煤山,他们祈求的“来世”,也许永远不会来。
但至少,他们留下了这些字。证明他们活过,痛苦过,盼望过。
而他呢?他留下了什么?
一堆整理好的档案?几本故纸堆里的摘要?还是……那个埋在地下的铁盒,里面装着几个“不该存在”的人的遗物?
他摇摇头,继续工作。
康熙五十三年,张砚六十岁了。
按规矩,吏员六十可以请退。陈主管问他,要不要递个折子,申请致仕,回家养老。
张砚想了想,摇头“再干几年吧。回家……也没事做。”
他是真不知道回家能做什么。老家绍兴,早就没人了。在北京,除了这处小院,他什么也没有。在典籍库,至少还有事做,有人说话(虽然不多),有份俸禄拿。
而且……他隐隐觉得,离开典籍库,离开这些故纸堆,他会更空虚。这些黄的纸,这些模糊的字,是他和“过去”唯一的联系。虽然那“过去”充满了血和罪,但毕竟是他活过的证明。
陈主管见他坚持,也不勉强“那行,你就在这儿干着。能干多久干多久。”
张砚继续每天上值。腿脚更不利索了,从住处到典籍库,原来走一刻钟,现在要走两刻钟。但他不急,慢慢走,看看街景,看看行人。
街上的铺子换了不少招牌,有些老人不见了,多了些新面孔。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走,带走了些东西,又带来了些东西。
腊月,张砚在整理一批前明工部的匠籍册时,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胡三。
心里一动。他仔细看,册上写着“胡三,直隶保定人,匠籍,擅泥瓦。万历四十五年入京,参与慈宁宫修缮。天启二年,因病出宫。”
胡三。张寅想起洪洞县那个胡半仙,那个用摹形司流出去的技术“招魂续命”的游方道士。他也叫胡三,也是保定人。
是同一个人吗?可能。一个出宫的老匠人,没了生计,流落江湖,学了点皮毛方术,就开始“招摇撞骗”。最后因为用了不该用的药,害死了人,自己也送了命。
张砚看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笔,在旁边轻轻画了个圈。
没有为什么。就是想做个标记,证明这个人存在过,证明他那些荒诞又悲惨的经历,不是凭空而来的。
康熙五十四年,张砚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成了老毛病,一到冬天就犯,夜里常咳得睡不着。眼睛也更花了,看小字要凑到灯下,很吃力。
但他还是每天去典籍库。陈主管劝他多休息,他不听。
“闲着也是闲着。”他说,“在这儿,还能做点事。”
陈主管叹气,由他去了。
这年秋天,张砚在整理一批前明锦衣卫的档案时,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是几份关于“妖术”“邪教”的案卷。时间从天启年到崇祯年都有。内容大同小异某地出现“妖人”,自称能“通神”“治病”“延寿”,吸引信众,敛财惑众,最后被官府抓获,或斩或流。
这些“妖人”用的手法,有些和摹形司的技术有相似之处用药,用催眠,用心理暗示。但粗糙得多,也危险得多。
张砚一份份看,心里越来越沉。原来,摹形司那些“逆天”的技术,在民间一直有零星的、变异的流传。像野草,烧不尽,吹又生。
只要有人对生死有执念,对“复制”所爱有渴望,对“掌控”他人有欲望,这种技术就会永远存在。摹形司只是把它系统化、精致化了,但根源,在人性深处。
他想起朱慈焕的话“此术逆天,终遭天谴。”
也许,天谴的不是技术本身,是人性里那些黑暗的、贪婪的、狂妄的部分。技术只是工具,用得好能救人,用不好能害人。但人总是倾向于用它们来害人,因为害人比救人容易,控制比解放容易,造神比做人容易。
张砚合上案卷,揉了揉眼睛。眼睛很酸,很涩。
窗外,夕阳西下,天边一片血红。
像血,像火,像那些被烧毁的档案,那些被埋葬的人生,那些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康熙五十五年冬,张砚彻底病倒了。
这次病得重,高烧不退,咳嗽带血。陈主管请了太医来看,说是肺痨,开了药,但效果不大。太医私下对陈主管说,年纪大了,底子亏了,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
陈主管让人把张砚送回家,派了个小厮照顾。张砚躺在床上,大部分时间昏睡,偶尔清醒,就看着屋顶,或者窗外。
窗外那棵枣树,叶子已经掉光了,枝桠光秃秃的,在寒风里摇晃。偶尔有麻雀落在上面,叫几声,又飞走。
张砚看着,心里很平静。没有恐惧,没有不甘,没有遗憾。像看一场戏,看到最后,该落幕了。
他想起自己这一生。六十二年,前三十年在绍兴,读书,考功名,没考上,做了书吏。后三十二年在摹形司和典籍库,记录,整理,看着真真假假的人来了又走,生了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