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车子停下,她颤巍巍地迎上来,王菊花赶紧上前扶住她:“妈,您别出来,外面风大。”
“菊花回来了?吴语瘦了没有?宿舍暖气热不热?食堂饭菜好不好吃?”
母亲一连串地发问,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急切。
王菊花一一回答,扶着母亲进了屋。
李婷也从单位赶回来了,正在厨房里忙活。
王菊花把鲜花饼放在茶几上,说这是沈红从云南带回来的。
母亲拿起一个咬了一口,饼皮酥脆,馅是玫瑰花瓣做的,甜而不腻,她连连点头说好吃,又问沈红是谁。
“一个老同事。”
吴良友不愿多谈,“以前在国安工作,现在调到部里去了。”
吃完饭,李婷和王菊花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着,夹杂着两人低低的说笑声。
母亲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屏幕上是一个家庭伦理剧,她眯着眼睛看得津津有味。
吴良友一个人走进书房,关上门,坐在书桌前,拧开台灯。
台灯的光晕投在桌面上,形成一个温暖的圆形光斑,把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柔和的光线中。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那封信。
牛皮纸信封上“爸收”两个字在台灯下格外清晰。
他用手指沿着封口慢慢撕开,抽出信纸展开。
信纸是横格纸,大概是实验室里常用的那种记录本上撕下来的,纸面上还能隐约看到之前用铅笔画的表格痕迹——
这孩子大概是在做实验的间隙写的信。
吴语的字比以前好看了。
大学时他的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现在写得有模有样,横平竖直,间架结构都规规矩矩的,大概是研究生期间写实验报告练出来的。
“爸: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已经把衬衫给您了。衬衫是我用奖学金买的,不是什么贵重金属,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您。您以前老穿灰的黑的,太沉闷了。我们老师说,颜色能影响心情。我希望您穿上这件衬衫,心情能好一点。”
吴良友笑了一声。
这小子,学了地质还学了心理学不成?他继续往下看。
“写这封信是因为有些话我一直想跟您说,但当着您的面说不出口。您知道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不是当科学家,也不是考第一名,是希望您能来参加一次家长会。从小学到高中,您一次都没来过。每次都是我妈去。同学们问我你爸是干什么的,我说我爸是当官的。他们说当官的有什么了不起,连家长会都不来。我跟他们吵架,吵完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哭。”
吴良友的笑容凝固了。
他把信纸放低了一些,手指微微发颤。
台灯的光照在信纸上,那些工整的字迹忽然变得有些刺眼。
他想起了吴语小时候——
那个穿着校服、背着大书包的小男孩,每天早上自己走路去学校,放学了自己走回家。
有一次下大雨,别的孩子都有家长来接,只有吴语一个人顶着书包跑回家,浑身淋得透湿。
王菊花那天也在学校加班,回来看到儿子湿漉漉地站在门口,心疼得直掉眼泪。
那天晚上吴语发了高烧,迷迷糊糊地叫“爸爸”,叫了一整夜。
而他在青远市的矿渣山上,手机信号都没有。
“后来我长大了,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才慢慢明白您在忙什么。您在忙的那些事——关停非法矿、治理污染、抓贪官、追间谍——比参加家长会重要得多。您不是在忙自己的事,您是在忙老百姓的事。我同学的爸爸有的做生意赚了很多钱,有的在机关里当个小科长天天陪孩子写作业。但他们做的那些事,跟您做的比起来,太小了。我为自己当年不懂事跟您闹别扭感到羞愧。我现在不敢说完全懂您了,但至少我懂了——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不是因为您完美,是因为您把自己能给的都给了我。”
吴良友的眼眶红了。
他把信纸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是前年装修时留下的。
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直到视线变得模糊,那些字迹在泪水中化成一片模糊的蓝色墨迹。
这些年他给了吴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