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雾从栈桥方向漫过来,一层一层裹住红瓦黄墙。安杰坐在卧室窗边,看外头新栽的月季被潮气打得低垂。
楼下客厅里,大哥安泰正跟裁缝铺的师傅高声说笑,讲的是喜服最后一处袖口要加一道暗线。
那声音穿过楼板,含糊而欢喜,像隔着水传来的锣鼓。
安杰没动。
她面前的梳妆枱上摊着一封信。
信封已经发黄,边角被老鼠啃过,邮戳模糊得几乎辨不出年份。
信纸更黄,折痕处磨得发亮。她今天早上从父亲旧书桌最底层的暗屉里翻出来,起初只是收拾旧物,想找一块母亲留下的怀表——她记得母亲去世前曾攥着那块表,说“给你们留着”。
怀表没找到,却翻出这封信。
信是父亲的字,安杰认得。
父亲的字一向好看,瘦长,斜斜地朝右上方扬。
信里只有半页,写的是:“时局不靖,商行款项已备,勿念。”
台湾有旧友接应,暂避为要。”落款是一个“安”字,日期是民国三十八年三月。
安杰把信折起来,又展开,折起来,又展开。手指尖冰凉。
这半页纸告诉她,父亲活着。不仅活着,还卷走了家里最后的现款,只留下一句“暂避为要”。
安杰闭上眼睛。
她想起母亲最后那几年,病得没了人形,嘴里还总念叨“等他回来”。
大嫂背地里抹过泪,说母亲咽气时眼睛没闭,是安泰用手给合上的。
那时安杰还小,只记得满院子白布,风吹得孝幡扑棱棱响。
原来是个笑话。
她不是突然清醒的。
这些天她一直在想,想很多事。
江德福来提亲那天,大哥笑得几乎哭出来,说“安家总算有靠了”。
大嫂拉着她的手,说“江团长是个好人,你嫁过去,全家都踏实”。
安欣替她高兴,说“你不必再怕被人指点出身了”。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是安家攀上了顶配良缘。
安杰起初也这么觉得。
江德福长得周正,身板挺直,说话洪亮,看她时眼里有实实在在的欢喜。
他为人正派,对她也好,甚至不介意她资本家小姐的出身。
她知道自己动过心。一个姑娘,被一个这样堂堂正正的男人真心实意地捧着,很难不动心。
可是动心之外,总有什么东西硌着她。
她想起定亲那天,江德福带她去看电影。
散场后两人沿海边走,江德福突然说:“你大哥那边,能帮的我一定帮。但你也要有准备,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有些事不能太明显。”
这话没毛病。甚至算得上坦诚。
可安杰听出了另一种意思:你要跟我走,你的家我担着,但这份担着,有上限,有条件。
她不是傻子。
她看得出江德福对“家庭成分”的敏感。他虽然娶她,却从不主动问安家的产业、亲戚、过去。
不是不好奇,是刻意避开。
这种避而不谈,恰恰说明问题的严重。一个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军官,比谁都清楚“海外关系”“资本家出身”意味着什么。
安杰睁开眼,把信折成很小的一块,塞进梳妆枱最下面的雪花膏盒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