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等了很久。
玻璃那边,沈念没有拿话筒。
他只能看到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灯光打在她脸上,把她睫毛的影子投在颧骨上。
她的表情很平静,不是刻意维持的平静,是真正的、不需要任何力气去维持的平静。
他等了几秒,又等了几秒,像一个溺水的人举着手机等待永远接不通的电话。
然后他看到她伸出手,拿起了话筒。
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隔着玻璃和电流的转化,有一层薄薄的电子音色,但依然清晰、平稳、不疾不徐。
“他们请我来做‘记忆剥离’技术顾问。你的案子被列为研究对象。”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是陈述性的。
不是炫耀,不是示威,不是在说“你看,你倒了,我站起来了”。
她不需要证明任何事。
她只是告诉他一个事实。
两个月前,法工委的课题组通过林屿联系到她,说想请她担任“记忆剥离技术安全规范”的顾问。
这个技术的前身就是织梦科技的记忆采集系统。
在织梦覆灭之后,这项技术被收归国家监管,剥离了所有商业化应用模块,仅用于医学研究和犯罪取证。
课题组说,他们是“以案促改”,需要一个真正了解这套系统的人来参与制定安全规范。
她想了两天,答应了。
不是因为她想“打败”谁。
是因为这项技术如果必须存续,那至少要确保它永远不会再被用来制造第二个hlb-0001、第二个小鱼、第二个sx-0045。
她是最有资格做这件事的人。
她是最有资格告诉这个世界“记忆的红线在哪里”的人。
孟怀瑾笑了笑。
那个笑很轻,从喉咙里挤出来,还没来得及到达嘴角就散了。
不是苦笑。
不是冷笑。
是那种一个人听到自己毕生心血被用来对付自己时,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荒诞的、带着酸涩的笑。
他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他当然知道。
记忆剥离技术是他的发明。
他二十五岁那年在新泽西的实验室里写下第一行代码的时候,墙上贴着的海报是爱因斯坦吐舌头的照片,桌角放着喝了一半的咖啡,窗外的雪积了半尺厚。
那时候他还在写博士论文,导师说他的方向太超前了,记忆神经信号的编码与解码——这东西十年之内没有临床应用的可能性。
他笑着跟导师说,没关系,我有一辈子。
现在他坐在这里。
那行代码变成了织梦科技,织梦科技变成了海拉体项目,海拉体项目变成了上百个受害者和无数罪证,而他自己坐在这把钢制折叠椅上,头发全白,手腕上留着镣铐磨出来的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