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桥儿沟,边区干部训练班,十月下旬。
桥儿沟原来是一座天主教堂,1938年之后改成了干部训练班的校舍。
教堂的大礼拜堂隔成三间教室,彩绘玻璃窗上糊了白纸挡光,讲台是原来神父做弥撒的台子改的,黑板上方还残留着一排褪色的拉丁文。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摆着几排条凳,天好的时候露天上课。
贝克尔每周来这儿上两堂课,一门是“基层组织工作方法”,一门是“合作社组织与记工分”。
学员是各县送来的区乡干部,每期六十人,学三个月,学完了回去接着干。
今天这堂课讲的是“行政村会议怎么开”。贝克尔站在黑板前,手里捏着半截粉笔,黑板上写了四行字:
一、会前准备:议题、通知、材料
二、会中控制:发言、记录、表决
三、会后落实:分工、检查、反馈
四、常见毛病:跑题、一言堂、议而不决
“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在村里开会,最头疼的是什么?”
底下坐着的六十来个干部互相看了看。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站起来,延安县柳林区的区长,叫刘振海,嗓门大:
“汉斯同志,最头疼的是叫不来人!通知开村民大会,到会的不到一半,来的还都是老汉和婆姨,青壮年都下地了,说‘开会耽误干活’。
你给他讲道理,他说‘你先把公粮减了再开会’。”
底下哄笑,但笑声里透着无奈,显然不止刘振海一个人碰到这问题。
贝克尔也笑了,把粉笔搁在讲台上。
“刘区长这个‘叫不来人’,我在贺家湾也碰上了。头一回开村民大会,到会的不到三成。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不叫‘开会’,叫‘算账’。贺家湾今年修渠,要出工,要摊钱,要定工分标准。
我把这账一项一项列出来,贴在村口,然后挨家挨户通知:明天下午在打谷场算账,谁家觉得不公道的,来当面算。结果你猜怎么着?
来了八成。”
底下有人点头。
“为什么?”贝克尔问,
“因为‘开会’这两个字,群众听腻了,觉得是干部的事,跟自己没关系。
可‘算账’不一样,算的是他家的工分、他家的公粮、他家的地浇多少水——跟他有关系,他就来了。”
刘振海想了想:
“汉斯同志,你这个法子好是好,可有的会不是算账,是选举、是传达上级指示,这些咋办?”
“问得好。”
贝克尔在黑板上加了一行字:
五、把“上级的事”变成“群众的事”。
“传达上级指示,不能念文件。文件念完了,群众听懂了没有?你开完会问一个老汉‘刚才说的啥’,他瞪着眼睛看你,啥也说不出来。
你得把指示拆开,跟群众自己有关的事挂钩。比如上级说‘发展生产’,你就拆成‘明年咱村种多少亩棉花、多少亩粮食、养多少头猪、需要多少肥料、缺多少种子’。
群众一听,这是自家的事,他就来了,就听了,就说话了。”
底下有人刷刷记笔记。
贝克尔看见后排一个年轻干部在笔记本上画表格,画得歪歪扭扭,但格子分得清楚——会议时间、议题、参加人、决议、落实人。
他走过去看了一眼:“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汉斯同志,我叫马文瑞,绥德县义合区的区委组织干事。”
“你这个表画得好。开会之前把这个表填好,贴到村口,谁都知道明天要议啥、定了的事谁去办、啥时候办完。
这叫‘会议公开’。贺家湾就是这么干的,群众一看,干部不是糊弄人,是实打实办事,下次开会来得更积极。”
马文瑞点头,把表又描了一遍。
讲完开会的事,贝克尔换了话题:
“第二件事——发展党员。你们在区乡,谁在发展党员?怎么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