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笑着敲敲我的头,说干活穿宽大的衣服舒坦,沾了面粉也不心疼。
后来我长大了,尤其到了高中大学,作为一个正常发育的男人,我才隐隐约约明白了她的苦衷。
她虽然身材娇小,但其实身材极好,特别是那对傲人的胸乳,几乎可以用“奇乳”来形容。
即便在大码衣物遮蔽下,走起路来或者弯腰干活时,也能看出那唐突的轮廓。
在我们那地,那种熟人社会,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如果再显露出惹火的身材,那就是给自己招惹无尽的是非,她是用这种自毁形象的方式,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
但我妈的自我保护,绝不只有隐忍,更多的是属于川妹子的火辣与泼辣。
县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早些年老街那边更是有些不太平。
一个女人开店,总会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子或者喝多了的酒鬼来找茬。
我记得读初二的一天傍晚,我放学去包子铺帮忙。
铺子里来了一个附近工地的包工头,喝得醉醺醺的。
他晃晃悠悠地走到店前,指着笼屉里的包子大声嚷嚷要买。
我妈正低头装袋,那个包工头借着酒劲不老实就想往我妈的手背上摸。
换做一般的女人,可能吓得缩回手或者忍气吞声就算了。但我妈是谁?
只见她眼神一厉,一下一把甩开包工头的手。
接着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起旁边用来擀面的擀面杖,“砰”的一声用力砸在了灶台上,震得笼屉都抖了三抖。
“你个砍脑壳的!狗爪子往哪里伸?!”我妈单手叉腰,另一只手拎着擀面杖指着包工头的鼻子,浓重的四川口音在街上炸响,“老娘这包子铺是卖包子的,不卖笑!你要买包子就买,不买给老娘滚远点!占便宜占到老娘头上了,信不信老娘一杖敲碎你的天灵盖!”
那包工头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了一跳,酒劲顿时醒了大半。
他看着我妈那凶悍模样,又看了看周围已经开始指指点点的人群,涨红了脸骂骂咧咧地丢下钱,连包子都没拿就落荒而逃了。
我当时躲在店里的角落,看得目瞪口呆。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老街上再也没有哪个男人敢对我妈动什么歪心思,大家都知道,老王家的寡妇是个惹不起的刺猬,谁敢碰准扎得满手血。
她就是用这幅小身躯,硬是在这座县城里替我撑起了一片天。
初中我因为叛逆去网吧包夜,被她拿着竹条抽得满街跑;高中我为了节省生活费每天只吃两顿白水面,被她发现后红着眼硬往我饭卡里充了几百块钱。
她对我永远是刀子嘴豆腐心,骂得越狠心里越疼。
想到这里,火车突然颠簸了一下,把我从漫长的回忆中拉扯了出来。
车窗外已经不再是漆黑一片,东方泛起了鱼肚白,漫长的车程即将结束,车厢里的广播开始播报到站的信息。
我拖着发麻的腿站起身,去了趟洗手间。
看着镜子里因为一夜未眠而布满血丝的自己,用冷水洗了一把脸,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不至于那么狼狈。
可是,当火车真切地停靠在站台上的时候,一种名为“近乡情怯”的情绪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下了火车,从拥挤的人流走出有些年头的出站口。
初冬的宣汉没有上海那般刺骨的阴冷,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青草气息。
站前广场上坑坑洼洼,停满了拉客的三轮摩托和出租车。
司机们操着我无比熟悉的乡音,大声地拉扯着客源:“走不走?走不走?城关镇差一位!上车就走咯!”
一切都是那么的嘈杂无序,还带点破败。
但不知道为什么,站在这片混乱之中,我那颗在上海高楼大厦间一直没有着落的心,感觉到了一种脚踏实地的厚重。
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出站口,有些茫然地四处张望。
其实我很怕见她。
我怕她问起我在上海的工作,怕她问起林夏,更怕看到她眼里闪过一丝一毫的失望。
她起早贪黑地揉面蒸包子,把关节都熬出了风湿,才供出了我这个大学生。
她总跟街坊四邻吹嘘,说她儿子在上海的大公司做营销,坐高级写字楼穿西装打领带。
如今,我像条丧家之犬一样逃了回来,连身上的衣服都是皱巴巴的。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对不起她揉过的那一团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