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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8章（第2页）

“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慢媒体运动，像慢食一样，反对思想上的快餐文化。”

这个比喻引来一阵轻笑和若有所思的沉默。

大头姐又点了一位作家，问的是艺术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问题提得比较文学化，带着文人的浪漫想象。

哈贝马斯肯定艺术作为“公共表达”的重要价值。

他认为，艺术，尤其是那些具有批判性和介入性的艺术，能够以感性的、直观的方式，揭示被主流话语掩盖的社会现实，激公众的情感与思考，从而拓展公共领域的边界。

他虽然不是艺术理论家，但认为艺术可以创造一种“非语言的交往”，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某些共通的东西，为理性的对话预备情感和认知的基础。

几个问题下来，场中的交流渐入佳境。提问者显然都做过功课，问题质量颇高。哈贝马斯也展现了大师风范，回答既紧扣理论核心，又不乏对现实的真切关怀。

接下来，看到姜小军站了起来，李乐心说，以这位的性子，能安静听到现在，已属难得，让他不开口，恐怕更难。

果然，姜小军拿到话筒。

“博士，我是个拍电影的。电影这东西，在有些人眼里是艺术，在有些人眼里是商品，在另一些人眼里，可能就是娱乐，是宣传工具。”

“您刚才讲公共领域、交往理性，讲艺术应该扎根公共领域，成为老百姓共享的理性交往媒介。我就想问个实在的，在咱们现在这环境里，市场要票房，观众要看刺激，上头……有上头的考虑。艺术家夹在中间，怎么个介入法？怎么才能既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又不至于饿死，或者……更惨？”

问题直白，粗粝，带着行业内部的焦灼和自嘲。

姜小军很自觉地没有掉书袋，但问题本身，却恰恰切中了哈贝马斯理论在具体社会语境中面临的核心困境。

问题落下去，院子里安静了片刻。

不是冷场，是那种问题本身带着重量，砸在地上，尘土飞扬，众人需要时间等那尘埃落定。

哈贝马斯的眼镜片在宫灯的光晕里反着光，看不清眼神，但他的姿态是专注的，身体微微前倾，手指交叉搁在膝头，像一位耐心听完病人描述症状的医生。

李乐将姜小军那番夹杂着自嘲与焦灼的提问，用德语缓缓复述了一遍。他刻意保留了那股子“糙”劲儿，没把它修饰得更“学术”。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哈贝马斯缓缓开口，“先，我要说，我并非认为艺术应该完全放弃其审美自主性，或者简单地沦为某种理念的传声筒。”

“艺术的独特力量，恰恰在于其越直接功利性的、创造新的感知和意义世界的能力。”

“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进入市场，而在于艺术是否彻底臣服于市场的逻辑。”老爷子话锋一转，“艺术也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也被社会所塑造。你所说的市场压力、观众期待、各种导向……这些都是艺术家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票房、价值、收益、注意力成为唯一标准，艺术就从一个交往媒介，退化成了纯粹的商品。它不再致力于引观众的思考与对话，而是致力于计算如何更有效地刺激他们的多巴胺分泌。”

“这就是我所说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金钱和权力的逻辑，侵占了本该由理解和共识主导的领域。”

“你问的不是理论，是生存。艺术家的生存，在市场的碾盘和权力的夹缝里。我们必须承认，电影、音乐，它们无法脱离市场这个系统而存活。饥饿的艺术家无法创作，这是最朴素的真理。”

一段段的悠长的长句，姜小军眯眼听着，像是在片场审视一条难拍的镜头。

哈贝马斯又看向姜小军，笑道，“您问怎么介入？我的看法或许有些残酷，真正的介入，恰恰不是去迎合那个被市场异化了的大众口味，而是要用你的作品，去重建一种公共性。“

“艺术如果想活下去，想有根，就必须杜绝成为精英群体自娱自乐的专属物。它必须扎根于公共领域，成为公众共享的理性交往媒介。”

李乐在翻译“重建公共性”时，刻意加重了语气。

姜小军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话戳中了他某些隐秘的坚持，也刺痛了他关于某种压力的焦虑。

哈贝马斯抬起手，指着院墙上那丛探出头的竹枝，“你们看那竹子。如果它只允许最顶端的那几片叶子享受阳光，底下的全部剪掉，那这丛竹子活不久。风一来，连根拔起。”

“大众不是你们要取悦的对象，大众是你们要对话的伙伴。”

“电影、文学、绘画、音乐……任何一种艺术，如果它只是少数人在沙龙里、在画廊开幕式上、在学术期刊里互相吹捧、互相阐释的暗语，那它就死了。它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而不是一种精神力量。”

李乐翻译时，特意将“社交货币”这个词保留了下来。

这番话引来场内一阵低语。有人颔，有人蹙眉。

大头姐姐适时插话，试图将话题引向更“安全”的领域，但哈贝马斯只是温和地看了她一眼，并未停止，而是继续道。

“我反对艺术的精英化。艺术一旦脱离大众，就失去了生命力。但请注意，大众不是一堆等待被填喂的数据。大众喜欢的，才有生命力，但这里的喜欢，应该是经过理性交往和审美沉淀后的认同，而不是被某些精心算计后的条件反射。”

“大众喜欢的，不一定都是好的。但大众不喜欢的，一定有问题。”

哈贝马斯这话说得很慢，像是在陈述一个他思考了很久的结论，“艺术家的介入，不是从云端往下看，不是我要启蒙你们，我要教育你们，我要把你们从蒙昧中拯救出来。”

“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傲慢，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权力傲慢。它恰恰违背了交往理性。”

老爷子又看向姜小军，目光温和却认真。

“至于你提到的更惨的后果，每个社会都有它的边界和禁忌。这是现实。”

“这涉及到法律与制度的边界。在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里，理性的批判应当受到保护，而非恐惧。这是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

“但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禁忌的松动，往往不是因为权力了善心，而是因为有足够多的人，在边界上持续地、理性地、负责任地出声音。”

“关键在于负责任三个字。”他加重了语气，“不是情绪化的对抗，不是为反抗而反抗。是指出问题的同时，也愿意承担寻找解决方案的责任，是批评现实的同时，也愿意面对现实的复杂性，而不是躲在道德高地上扔石头。”

那双因年迈而略显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经历过真正黑暗的人才有的、沉静的光。

“艺术家不是烈士。”他说，“艺术家的使命是创造。在边界上创造，在缝隙里创造，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这比在广场上喊口号难得多，但也持久得多。”

姜小军没再问了，那双惯于挑剔和反讽的眼睛里，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

崔建军一直安静地坐着，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表情。这时，他微微抬起下巴，举起手，“博士，我不太会说话。”

“请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