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踏进那片炫目的灯光,热浪扑面而来,不是真的温度,而是两千道汇聚的目光。
掌声如潮水般涌起,先是零星的,随即汇成一片,从第一排直推到最后一排,又从最后一排漫回来,将整个讲堂淹没其中。
走到讲台中央,哈贝马斯向台下微微欠身。李乐站在他侧后方半步的位置,这个距离既能听清他的每一句话,又不会抢镜。他调整了一下立式麦克风的高度,动作沉稳,但指尖有些凉。
扫过台下那片黑压压的人头,看见了第一排正中央的几位大宗师,看见了旁边面带微笑的学校领导,看见了坐在第二排、正从眼镜上沿看过来的惠庆。惠庆表情淡淡的,看不出什么,冲李乐点点头,做了个口型,李乐瞧见,那是“稳住”。
掌声持续了将近一分钟才渐渐平息。
哈贝马斯扶了扶眼镜,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讲堂的每个角落,德语特有的沉厚质感,经过音响的放大,更添了几分庄严
“meinedamenundherren,verehrteko11eginnenundko11egen,1iebestudentinnenundstudenten。。。”
李乐等了两秒,待老爷子开场的第一个完整意群结束,才拿起话筒,声音清朗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
“今天站在这里,站在燕京大学这座拥有百年学术传统的殿堂,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因为燕大是东方思想的灯塔之一,更因为在贵校早期的学术谱系中,就能找到与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的精神对话的痕迹。。。。。。”
老爷子的演讲,不疾不徐。不追求语出惊人的效果,也不像有些学术明星一样善于调动现场情绪。
他就是讲,一个概念接着一个概念,一个论证扣着一个论证,层层递进,像在搭建一座结构精密的建筑,每一个词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吐出,带着德语特有的厚重感。
“公共领域,我最初将它定义为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由私人聚集而成的、可以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讨论、理性批判的空间。。。。。”
与在社科院那场更偏重哲学思辨的演讲不同,这次,哈贝马斯的讲述更“社会”,更“历史”,也更“通俗”。
他引用了大量史实,描绘十八世纪伦敦的咖啡馆、巴黎的沙龙,那些衣着光鲜的名流与衣衫褴褛的文人,如何在同一盏烛光下,就一部戏剧、一则时事争论不休。
李乐的翻译也随之调整。他不再追求概念上的一比一对应,而是更注重“达意”与“传神”。稍微调整了句式,将一个德语长句拆解成几个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短句,加入了听众熟悉的话语方式,使其更易于理解。
那些拗口的学术术语,也被他化作了听者能瞬间理解的日常语言。
当哈贝马斯说到公共领域“从宫廷走向市场”时,李乐笑着用了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台下立刻响起一阵会意的轻笑。
当老爷子论述“公共性”如何从一种“批判性武器”转变为“被展示的橱窗”,指向现代媒体如何将公共对话异化为景观时,李乐脱口而出,“就像戏台变成了广告牌,唱戏的走了,卖大力丸的上来了,你方唱罢我登场。”
笑声更大了。连前排几位老先生也微微颔,嘴角带笑。
哈贝马斯虽听不懂,但从听众的反应中,他能感觉到,他的思想正在被有效地传递。他看了李乐一眼,目光里多了几分信任和欣赏。
这不再是单纯的翻译,而是一次在两种文化语境之间的创造性摆渡。
李乐将老爷子的思想,从德语哲学的抽象峻峭,渡到了中文世俗的活色生香里。他加入了适量的“梗”,适度的“调侃”,将一场严肃的学术演讲,变成了一次既深刻又有趣的思想对话。
马主任笑得尤其灿烂,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校长。
校长萨马微微颔,低声道,“嗯,这样的处理,让那些原本对德国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不太熟悉的听众也能跟上思路,当得因地制宜四个字。”
“这小子,鬼精鬼精的。”
“继续听听,看还有什么词儿。”
之后,当哈贝马斯谈到早期公共领域那种“文学性的、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时,李乐将其译为“一种带有文人雅集色彩、以理性批判为内核的自我启蒙”;
提及公共领域从“文学”向“政治”的功能转换时,他用了“文以载道,进而议政”这样的传统表述来概括其精神内核;
在分析大众传媒导致公共领域“再封建化”,即重新被权势和商业利益“殖民”时,他则形容为“昔日的理性广场,渐渐变成了新的名利场和秀场,批判的声音被淹没在广告的喧嚣与娱乐的泡沫之下”。
这些翻译上的“创造性转换”,并非随意挥,而是建立在李乐对哈贝马斯思想精髓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中西方思想资源融会贯通的基础上。
他引用的“文人雅集”、“文以载道”、“名利场”等意象,迅在台下听众,尤其是那些对西方理论并非特别熟悉,但拥有深厚传统文化底子的师生心中激起了共鸣,觉得那些高深的理论一下子变得亲切可感起来。
台下,不少社会学、传播学的学生奋笔疾书。
前排的汤先生微微颔,对身旁的世英先生低语,“这个年轻人,翻译得很到位。不是字对字,而是神对神。算得上化西入华。”
世英先生点头,“更难的是,他能用中文的思维把德文的逻辑重新编织一遍,让人听着不隔。这是巧思。诶,我记得刚才谁说的,他是小惠的学生?”
“嗯,费先生生前和我提过一嘴这小子,那次,费先生在改他的本科论文,啧啧啧。”一旁,哲学系的老主任,黄楠森先生说道,“嘿,造化大啊。”
讲座进行到四十分钟左右,哈贝马斯开始切入当代情境,将话题从历史拉回当下,开始讨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当代的意义,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对公共领域的结构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和重塑的可能性。
“我注意到,”哈贝马斯说,“网络公共讨论的规模和活跃度,是惊人的。。。。。。。”
“为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机会。这是好事。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信息的碎片化、观点的极端化、以及……回音室效应。”
“人们倾向于只与观点相近的人交流,只接收印证自己既有立场的信息,从而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理性辩论变得困难。”
之后,他提到了“计算机中介的沟通”,提到了“算法”可能对公共讨论构成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