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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章 哄孙子玩儿（第5页）

哈贝马斯重新戴上眼镜，目光在屏幕和李乐之间移动。他沉吟了片刻。

“……你把整个句子再念一遍。”

李乐依言。

老人听完，点了点头，“这个译法……可以。虽然主张的力度稍弱于anspruch的张力，但它避免了那种……不经论证便刚愎自用的误解。”

“在讲稿的翻译中，就统一用这个表述。如果有听众问起，你可以解释一下德文原文的含义，以及你选择这个译法的考量。”

接着，哈贝马斯又指出几处关键术语的翻译，李乐均一一给出自己的理解，并与老爷子探讨。

现场时而沉默，时而响起两人一个低沉，一个清朗的讨论声。

“博士，”李乐身体微微前倾，指着一段，“如果按照上面您的改动，关于基因编辑这部分，您提到了设计后代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设计这个词可能容易引一种工具理性的联想，让人联想到工业化生产。是否可以考虑用塑造或干预，更侧重于过程而非结果？”

哈贝马斯思考了几秒，点点头，“有道理。用干预更好，它保留了技术主动性的同时，也暗示了某种程度的侵入和争议性。改过来。”

爱丽丝在电脑上做了标记。

“还有这个，”李乐继续道，“这里您引用了本杰明·利贝特的经典实验。这个实验在西方认知科学和哲学界讨论很多，但在我们这里，除非是专门研究哲学或认知科学的学者，否则可能不太熟悉。”

“是否需要加一句简短的背景说明？比如，利贝特实验通过脑电波现，在人们意识到自己做出决定之前，大脑已经启动了相关活动。这挑战了自由意志是先于行动的传统观念。”

老爷子听完，琢磨琢磨，赞许地看了李乐一眼“很好的建议。加一句背景说明，但不要过两行。我们不是在给本科生上课，但要确保听众能跟上论证的逻辑链。”

“明白。”

就这样，一页一页，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过。哈贝马斯不时会停下来，问李乐对某个观点的理解，或者某个术语在中文里最贴切的对应是什么。

当他们说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强调它并非一种个人能力，而是一种“主体间“”的结构。

“理性不是某人拥有的东西，而是在对话中产生的东西……就像巴赫的音乐，”老爷子打了个比方，“它不止是小提琴手的技术，更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之间。。。。。。。。那个彼此呼应、制约又融合的整体。音乐的合理性，存在于所有乐手一同构建出来的关系里。”

李乐脑子里那根弦被拨了一下。他用笔在稿纸空白处写道，理性，存在于关系与对话中。

打个他们说到“系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用手比划着，“你看，这是大海，无边无际，这是海上的一个小岛。大海就是生活世界，是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背景共识。”

“系统，比如经济和行政，就像小岛上的工厂和市政厅。它们本应服务于岛上的人，但它们的运行逻辑一旦脱离生活世界这个大海，开始自我膨胀，就会像工厂的烟囱排出废气，污染整个岛屿，甚至侵蚀大海。”

李乐在稿纸上画了一个带着烟囱的小岛，旁边圈出大片海水，标注，系统殖民生活世界。

那些抽象拗口的概念，在他脑中被拆解、重组，渐渐有了清晰的形状。

“这里，”哈贝马斯指着第四点中的“后形而上学”一词，“在德语中，nachmetaphysisch有很特定的含义，它指的不是形而上学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而是指在承认形而上学问题不可解决的前提下，寻找新的、非形而上学的规范基础，你中文翻译。。。。。能准确传达这层意思吗？”

李乐沉思片刻，缓缓道，“中文的后字，确实有时间上之后的含义，容易让人理解为抛弃了形而上学。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引介和研究已经不少，专业听众应该能理解其特定内涵。”

“如果为了更保险，或许可以在演讲开头，用一两句话简要说明这里的后，不是简单的之后或反对，而是越，越形而上学独断的、非反思的预设，在主体间性的交往中重建理性基础。”

哈贝马斯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

“越……”哈贝马斯轻声重复了这个中文词，似乎在品味它的分量，“李，你学过德语哲学翻译？”

“还不是克里克特教授逼得，”李乐语气里带着点儿无奈和无赖，“她说，涉及哲学概念的翻译，有时直译会丢失太多内涵，需要适度的解释性补充。但补充太多，又会打断演讲的节奏，所以。。。。。”

“很好的折中方案。”哈贝马斯露出笑容，“就按你说的办。”

时间悄然流逝。窗外，阳光调转了方向，已经客厅里，一老一少依旧沉浸在思维的碰撞中。

当讲到“交往理性如何在多元价值冲突中达成伦理共识”这部分时，哈贝马斯忽然问了一个问题，“李，在你的研究里，你关注网络社会中的公共领域。”

“是。”

“那你认为，在互联网，这个看似去中心化、却又被算法和各种资本深刻塑造的空间里，理想的言谈情境，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需要哪些条件？”

这个问题出了单纯的翻译或技术性讨论，直指李乐自己的研究方向，李乐没想到老爷子会问这个，坐直身体，想了想。

“博士，我认为，理想的言谈情境作为一个规范性的理念，在互联网中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孕育着新的可能性。”

“挑战在于，互联网的架构并非公共领域的线性延伸。算法推荐、信息壁垒、回声室效应、流量逻辑下的情绪化表达。。。。。。。这些都系统地扭曲了交往的结构。”

“权力和资本以更隐蔽、更精细的方式介入，甚至塑造了交往本身。在这里，更好的论证力量常常让位于点击率、转量和情绪共鸣。”

哈贝马斯静静地听着，手指拖着下巴。

“但可能性也存在。”李乐话锋一转，“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公共参与的门槛，理论上让更多声音、更多视角得以呈现。某些特定议题，比如环境保护、社会公益、某些专业领域的讨论，确实在网络上形成了相对理性、注重事实和论证的微型公共领域。”

“可关键或许在于，我们能否展出新的交往伦理和平台治理模式，不是天真地回归到前互联网时代的咖啡馆辩论。。。。免于外部强制、免于系统性扭曲、参与者具有必要的认知能力和交往资质……”

他说了大约五分钟，既有理论梳理，也有基于网络生态的具体观察。

老爷子始终没有打断，只是不时微微点头。

等李乐说完，老爷子沉默了片刻，才缓缓说道，“你很清醒，没有陷入对技术的盲目乐观或悲观。”

“保护性空间这个提法很有意思。它承认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但又不放弃规范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