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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7章 余穗（第2页）

惠庆笑了笑，“我不是批评你。毕竟批评不及时，就成了找后账。当时我想说来着，费先生拦住了，说你那个年纪，能做到那个程度，已经出很多同龄人，要多鼓励，”

“但你现在要做的博士论文，不一样。硕士论文可以靠文献综述、二手数据、精巧的理论拼图，再加一点自己的调研，就能模糊过去。博士论文不行。你要贡献的不是搬运，是创造。不是缝合，是生长。”

“所以，现在，已经经历了几年的学习和历练，更成熟的你，说说你的路线图。山在那儿，你打算怎么爬？用什么工具？带什么干粮？预计在哪个崖壁会最陡，哪个风口风最大？这些，想过了没有？”

李乐坐直了些。

这个问题，他这几天在图书馆，对着那些文献和冰冷的数据时，反复盘问过自己。最初的冲动之后，需要的是冷静的路径。

“我原来的想法，”李乐斟酌着措辞，“是从边缘群体这个角度切入，用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的框架来分析。他们似乎被主流叙事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看不见的阶层。”

“但我调了一些数据，特别是燕京、沪海、羊城几个地方统计局、劳保部门这些年关于就业、职业教育、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对比的报告，还有几所类似189的职高内部流传的、不怎么对外公开的就业去向追踪表……”

李乐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划着，像在梳理脑中的线索。

“看完之后，我觉得，边缘这个词，可能不准确，甚至有点……有点轻飘飘的，带着一种俯视的怜悯，或者学术上的距离感。”

惠庆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哦？那应该是什么？”

“他们不是边缘，”李乐抬起头，目光与惠庆相接，“他们是底层，或者说，是城市劳动力市场里，最基层、也最尴尬的那一层。”

“怎么说？”

“您看现在的就业市场，”李乐语快了些，带着梳理后的确信，“高端岗位，要的是名校、海归、高学历、亮眼的履历，拼的是智力资本、文化资本。低端岗位，建筑工地、流水线、餐馆后厨……要的是能吃苦、肯加班、不挑活儿、价格实惠的劳动力，拼的是体力、耐力和对低回报的承受力。”

“而这群人，城市户口，土生土长，甚至可能家里在这儿还有套老破小的房子。但他们正好卡在中间。学历拼不过大学生、研究生，甚至连好点的大专生都比不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都薄弱。”

“可要他们去干那些最苦最累的低端活儿，他们又未必拼得过农民工。那些活儿，农民工也能干，可能干得更好，要求更低，更能忍。而且农民工背后，往往还有一个可以退回的乡土社会作为缓冲和心理依托，他们呢？他们的乡在哪里？退了，能退到哪儿去？”

惠庆微微颔，他接过话头，“这就有了城市生存空间的冲突，一种结构性的挤压。就业与生计的挤压，公共资源的竞争，居住空间的区隔，甚至文化心理上的互相排斥。”

“对，”李乐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攥成拳，“就业市场的挤压，好工作够不着，差工作竞争不过外来者。”

“公共资源的隐性挤压，他们的家庭，往往也处在城市公共服务覆盖的边缘或薄弱环节。”

“居住空间的挤压，城市化进程、旧城改造、房价飙升，他们熟悉的、赖以生存的市井空间、廉价的生活环境在不断消失。”

“社会认同的挤压，他们不被主流的成功叙事所接纳，也难以融入所谓的高层圈子，甚至和父辈那种单位人的稳定认同也断裂了。”

“城市在飞展，治理逻辑越来越精细化、技术化，甚至……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偏向精英化、效率优先。”

“招商引资、高新产业、人才引进、城市形象……这些是显性的政策语言。而像他们这样一群人的生存、展、上升通道，在宏大的叙事里，声音是微弱的，甚至是失语的。他们成了展快车上，被惯性甩在车厢连接处，有些颠簸、有些迷茫的乘客。车在往前开，他们也在车上，但脚下的地板，未必那么稳当。”

“所以，你的问题是？”惠庆拿起桌上的茶杯，没喝，只是捧在手里，像在借那点温度。

李乐深吸一口气，“我的问题是，在城市治理日益精英化的背景下，这个被结构性地挤在‘中间’的群体，他们的生存逻辑是什么？他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城市空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被迫接受被分配的位置？”

“他们如何应对就业市场的排斥和挤压？如何在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下维持体面的生存？他们的社会网络是什么样的？是封闭的、同质化的，还是能够提供向上流动的资源和机会？”

“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更倾向于‘市民’，还是某种混杂的、甚至自我贬抑的认同？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期待？这些期待是现实的、可能实现的，还是被结构性地扭曲、压制、甚至消解的？”

“他们的。。。。。。”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像拧开了水龙头，起初是试探的滴答，随即涌出成股的水流。

惠庆没打断他，只是安静地听着，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梧桐树上，仿佛在数叶子。

等李乐说完，惠庆拿起茶杯，慢慢呷了一口。茶已经凉透了，他皱了皱眉，还是咽了下去，“看到了结构，看到了夹缝，看到了尴尬的处境。那么，怎么研究？”

“老规矩，先进入田野。”李乐显然有过思考，“不贪大，不一定一开始就追求大样本的统计代表性。可以先做几个深入的个案追踪，或者，选择一个特定的、有代表性的场域，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

“比如？”

“比如在燕京，就以189职高，或者类似的一两所职高为切入点，选几个有特点的学生，做深度个案。把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络、自我认知、对未来的想象，尽可能摸清楚。”

“然后，”李乐手指在桌面中划了一条线，“顺着时间轴和空间轴往下游延伸。”

“跟踪他们毕业后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进了哪些行业？换了多少份工作？面临哪些具体的困境，工资拖欠、职业伤害、社保缺失、情感归属？”

“他们的社会网络是拓展了还是萎缩了？价值观念生了什么变化？是认命了，还是依然在寻找出路？或许能捕捉到一些更结构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横截面上的切片。”

惠庆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方法上，个案追踪和参与观察，方向是对的。能沉下去，拿到一手鲜活的经验材料，比任何二手数据都宝贵。”

“但选点要讲究，要有代表性，也要有可进入性。189那种地方，门朝西，你一个燕大研究生，怎么进去？人家凭什么让你观察？凭什么对你掏心窝子？”

“身份是个问题，”李乐承认，“直接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去，可能引起警惕，或者只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一面。”

“我在想，或许可以换个方式，换个身份接触，先建立信任。或者，从外围入手，比如他们常去的网吧、台球厅、小吃街、劳务市场，先混个脸熟。再不行，从像韩二哥那样的关键中间人入手，他是那片的地头蛇，又是开店的，消息灵通，也有一定威望，通过他，或许能打开一些缺口。”

惠庆不置可否，转而问，“理论框架呢？你打算用什么理论来统摄这些可能庞杂甚至琐碎的经验材料？”

“光是讲故事，描摹一群人的生存状态，那是报告文学，不是社会学论文。你需要概念，需要分析工具，需要把你看到的现象，和更宏大的理论传统对话。”

这个问题更核心，也更能考验一个研究者的学术功底和思维深度。

“理论方面，肯定需要大量、系统的文献梳理和反思。”李乐显然也深思过，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到做了记号的一页。纸页边缘有些卷，蓝色的墨迹洇开一点，大概是写的手出了汗。

“初步的想法，是以社会空间作为一个核心的分析透镜。”

“列斐伏尔的生产空间？”惠庆插了一句。

“是，”李乐点点头，“空间不是容器，是产物。生产空间的同时，也被空间生产。我想借用这个视角，去分析这群人如何被城市的空间结构所塑造，又如何在其间寻找缝隙、建立据点、甚至进行微弱的抵抗。”

“而且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比如他们居住的城中村、工作的工厂车间、活动的街头巷尾、聚集的职高校园。更是社会空间，是各种资本分布、权力关系运作、社会机会配置在空间上的投射。。。。。。以及，他们作为行动者，如何在这些被给定的、充满限制甚至排斥的空间中，进行日常的实践、协商、抵抗、适应，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构建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和生存策略。”

惠庆微微颔，这算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