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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章 暗手迷局（第2页）

周济生愣了一下，随即笑道：“郑处长耳朵真尖。我也觉得那两个小子说话有水分，所以今天才请两位来商量商量。山本课长让我审，可审来审去他们说的细节老是变。一会儿说那俄国人穿的是西装，一会儿又说好像穿的是长衫。我看他们要么被吓糊涂了，要么就是在编故事。可到底为什么编这么个故事，我还真拿不准。”

黄烈皱了皱眉说：“船工是哪里人？平时跑不跑崇明到十六铺的货？他们跟那个芦苇荡有没有关系？”

周济生说：“船工是崇明本地人，一个叫阿土，一个叫阿三，堂兄弟。平时就是跑短途渔船，偶尔帮人带点私货。崇明北岸芦苇荡那一带他们熟得很，说闭着眼都能把船开进去。这就有点说不通了——他们既然经常在那一带活动，怎么偏巧那天就躲在船舱里不敢出来？要我说，他们可能看见的不止一个俄国人和两个陌生人，里面说不定有别的什么人物。”

郑耀先听出了周济生话里的弦外之音。周济生表面上是在质疑船工，实际上是在把球往他这边踢。船工“看见”的俄国人和两个陌生人中，如果有一个是郑耀先或者郑耀先的人，那么故事就会顺着周济生设定的方向走下去。但周济生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船工听到“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郑耀先在上海呆了多年，阿布拉莫维奇的汉语水平他再清楚不过。那个白俄商人根本不会说什么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他的中文带着浓重的俄语卷舌音和法国腔调，连“你好”都说不标准。周济生这句话十有八九是临时加上去的，要么是他手下的人教船工改了供词，要么就是周济生本人想用这种细节来刺激郑耀先。

“周队长，既然你已经把这事报给了山本课长，我建议后续还是由你继续审。”郑耀先说，“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船工说那个俄国人带东北口音，这一点很奇怪。我在上海见过的俄国人不少，会说中国话的也有，但带东北口音的几乎没有。如果船工说的是真的，那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是俄国人，而是一个东北人假扮的。如果船工说的是假的，那后面教他们说话的人一定对俄国人的情况不了解。”

周济生听了这话，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又恢复了。他说：“郑处长分析得太对了。我也正琢磨着，这俄国人三个字也许本身就有问题。可那枚领章上刻的确实是阿布拉莫维奇的名字，这个假不了。山本课长对这件事很上心，让情报处和我们行动队一起查。郑处长，阿布拉莫维奇是你那边的人，你对他应该最了解。依你看，他到底有没有可能跟关东军残余有联系？”

这一问终于来了。黄烈也停下筷子看向郑耀先。雅间里的空气像被人抽走了一样安静，连隔壁房间喝酒划拳的声音都显得格外遥远。郑耀先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慢慢地用筷子夹起一颗虾仁放进嘴里嚼了嚼，又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

“阿布拉莫维奇是个生意人。”郑耀先放下杯子后说，“生意人的特点是无利不起早。他现在被特高课限制行动，连法租界的商行都不能随便去，哪里有本事跑到崇明北岸的芦苇荡里跟人接头？况且他这个人胆子不算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紧张得睡不着觉。前几天我去商行见他，他还在抱怨被监控的事，说生意快垮了。以他的性格和处境，再给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在这种时候跑那么远。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

周济生点了点头，眼睛却一直没离开郑耀先的脸。他说：“郑处长别误会，我不是怀疑你包庇他。只是这案子到了山本课长那里，总得有个说法。既然你说阿布拉莫维奇没这个胆子，那我回头再和船工对一对，看他们的口供还能不能改得更靠谱一点。”

黄烈听出了两人话里的机锋，连忙打圆场：“都是给皇军办事的，别为两个船工的胡话伤了和气。来，喝一杯。”他端起酒杯朝两人晃了晃，率先喝干。郑耀先和周济生也各喝了一口，雅间里的气氛才稍微松了松。

这顿饭吃得并不轻松。周济生后面又聊了一些别的，诸如杨树浦码头最近的装卸工人不太好管、十六铺黑市上有人倒卖军用物资之类的事。郑耀先只是听着，偶尔搭几句话。一直到晚上八点多三人才散了。黄烈先走一步，郑耀先和周济生在酒楼门口又站着说了几句场面话后也分开了。

回商行的路上，郑耀先一直在想周济生说的“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不太可能只是随口胡扯。周济生这样的人，每一句话往往都带着目的。他在酒桌上说船工听到俄国人操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可能是想刺探郑耀先对关东军残余势力的了解程度，也可能是想制造一种暗示——那个芦苇荡里出现的人不是阿布拉莫维奇，而是一个与关东军有关的东北人。这个东北人会不会就是情报处正在追查的那个“林福生”？两者之间有没有重叠？郑耀先暂时无法确定。但有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周济生正在通过船工的口供编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正在把阿布拉莫维奇、关东军残余、崇明芦苇荡和郑耀先之间的联系一点点勾画出来。无论背后是否有人指使，这个故事的最终指向都是他郑耀先。

回到商行后，他把今天发生的事记在一本随身携带的活页本上，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速记符号。写完后他将活页本藏进地板下面的一处暗格。然后他坐在桌前抽了一支烟。烟雾在台灯光里缓缓上升，又散开，像思绪一样飘忽不定。他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按灭后，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法国航空公司出版的中国沿海航路指南，翻到舟山群岛一带的海图页。借着灯光，他用手指沿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等深线慢慢划动。海军方面正在加大搜索力度，周济生在岸上搅局，他自己被夹在中间。但他不能只顾防守。苏军情报局要求的第三批情报应该已经在苏北方向完成了交接。如果一切顺利，苏方的“融冰”计划可能已经进入了下一阶段，而东北抗联那边或许正等着他这条线提供更多关东军情报。他必须尽快从这些漩涡里抽出身来，把真正的任务推进下去。

但这不是一个晚上就能想明白的事。他合上航路指南，站起身走到窗边。对面的花店已经彻底黑了，整条圣母院路都陷入深秋夜晚的寂静里。他拉上窗帘，关掉台灯，在黑暗中慢慢脱掉外套躺下。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可脑子里的齿轮还在转动。他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梦里是崇明岛北岸那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风吹过苇秆发出细密而尖锐的响声，像无数人在低声说话。他站在一条窄小的木船上，四周全是雾气，看不见岸。船头坐着一个人，戴着一顶鸭舌帽，脸隐在阴影里。他刚想开口喊那人，脚下的船突然剧烈晃动起来。

他猛然惊醒。天还没亮透，窗外的雾气浓得化不开。他坐起身，呼吸有些重。额头上都是冷汗。他愣怔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心想这梦太真实了。戴鸭舌帽的人在他的梦里出现了。那个“林福生”也戴鸭舌帽。难道说，这件事已经深深刻进了他的潜意识里？

郑耀先没有起床。他坐在黑暗里慢慢恢复平静，直到窗外的天光从灰暗变成淡青。他起身去洗了把脸，把昨夜那些纷乱的梦境从脑子里清空。今天还有至少三件事要做：上午要去特高课例行碰头会，下午要研究外勤组对火车站方向调查的反馈，傍晚还要和赵简之碰一次面。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隙让他去想那些梦。

碰头会照旧在山本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室进行。参加的人有郑耀先、黄烈、周济生，另外还有特高课本部的一个情报参谋和宫本。山本没有来，而是让宫本代为主持。宫本在会上开门见山地提了一件事——近期海军在长江口外海的搜索行动升级，特高课需要对上海及周边地区实施更严格的反间谍措施，所有与海军相关的信息必须经过特高课统一审批后才能对外传递。这个消息并不意外，但宫本接下来的话让郑耀先更加警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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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本说：“鉴于近期发现的可疑无线电活动，特高课决定对76号内部所有人员的外出通讯实行临时管制。所有人在工作时间使用电话必须经过部门主管签字，私人信件和包裹一律接受技术课检查。行动队和情报处的外勤人员外出时必须两人同行，不得单独行动。此外，所有接触过海军通报的人员需要签署一份保密确认书，确认已经了解泄密调查的严重性。保密确认书的内容不得向外界透露。”

这些话像一枚生锈的钉子，不轻不重地钉在了郑耀先的心头。两个人外出必须同行——这意味着赵简之、阿六、老刘他们再也不能单独执行外勤任务。军统的外线联络本就需要高机动性，两人同行虽然增加了安全性，但也会极大降低行动效率。而且郑耀先手下的军统弟兄们习惯独来独往，两人一组的制度会让他们面临更大的暴露风险。更要命的是，电话和信件检查会影响到宋孝安和赵简之与他的联络。军统的交通线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开的电话网络和邮政系统，这些通道一旦被卡住，情报传递的速度就会急剧下降。

宫本说完后环视一圈，目光在郑耀先身上停了一秒钟。郑耀先没有低头，也没有回避。他迎着宫本的目光，脸上没有表情。

“这是山本课长和海军方面共同决定的事项，从今天下午开始执行。”宫本最后补充道。散会后他叫住了郑耀先：“郑组长留一下。”

郑耀先重新坐下。宫本从桌上拿起一张打印好的文件纸递给他：“你先把这份保密确认书签了，然后告诉情报处的人，他们也需要签。最迟明天上午全部交上来。”

郑耀先接过文件纸扫了一眼。上面的条款措辞严密，大意是确认本人已被告知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未经授权的人泄露与海军部署相关的信息，如有违反将依据军法从重处置。他掏出钢笔，在签字栏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干净利落。宫本看着他签完，忽然说：“郑组长，昨天山本课长给你的那份海军绝密报告，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郑耀先回答：“报告内容已经与情报处掌握的地面线索进行了初步比对，明天下午前会提交书面分析。”

宫本点了点头：“有结论之后先直接报给山本课长，不要经过其他人。”

郑耀先应下后起身离开了。他走在走廊里时感觉身后的目光像一根无形的线，绷得笔直。他没有回头。出了特高课大楼后他在台阶下站了一小会儿，让秋风把额头的薄汗吹干。然后他迈步走向情报处所在的楼栋，步子不紧不慢，像往常一样。

回到情报处后他先把外勤组的人叫进办公室，将宫本宣布的管制措施传达下去。外勤组的人听完后都皱起了眉头。一个老外勤低声抱怨说两个人一组还怎么干活，跟踪目标的时候目标稍微一警觉就能发现两条尾巴。郑耀先没有解释太多，只说了句：“上面怎么要求就怎么做。记住，非常时期别给我惹事。”

把人打发走后，他坐到办公桌前开始想怎么应对这一轮通讯管制。宫本这次的动作不仅是收紧特高课内部，更是在断绝76号人员向外传递情报的常规路径。电话监听、信件检查、两人同行——这三条如果同时严格执行，对郑耀先和宋孝安、赵简之的联络将构成极大的限制。他需要开辟新的联络方式，一种不会引起技术课注意的、符合“两人同行”制度的联络方式。

他想到了白俄餐厅的鱼子酱箱子和花店门口的金菊，但前者太过显眼，后者已经在他的怀疑名单上。他又想到了老郭的药材队，但药材队走的是长途运输，不适合日常快速传递。真正安全的短途联络方式，最好是利用公共场所中大量流动的人群来掩盖。比如戏院散场时的人群、电车站的换乘节点、菜市场早晨的人流高峰。但这些地方人多眼杂，也不能经常使用同一个地点。他决定让宋孝安和赵简之各自准备三套不同的备用联络方案，每套方案包括一个主联络点和一个紧急联络点，但所有方案都必须等到风声最紧的那几天过了之后再启用。在此之前，任何非必要的联络都暂停。

这个决定虽然保守，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最稳妥的。郑耀先知道，在特高课和军统内部敌人的双重夹击下，他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谨慎。一个人的破绽不是来自敌人有多聪明，而是来自自己在压力下的急躁和疏忽。他不能急躁。

下午三点多，外勤组的一个年轻探员回来报告，说在四川北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打听到了“林福生”的一点消息。旅馆老板说那人当天退房后没有直接去火车站候车厅，而是先去了站前广场西侧的一家茶馆坐了大半个钟头。茶馆的茶房说那天上午坐西侧靠窗位置的人不多，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确实来过，和一个穿深灰色长衫的人碰了面。两个人说话声音很低，茶房听不清内容，但记得穿长衫的人离开时叫了一辆黄包车往宝山路方向去了。至于“林福生”是往火车站里走还是朝别的方向去的，茶房没有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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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耀先听完后让外勤组把那个穿深灰色长衫的人也列入追查目标，同时将重点放在宝山路方向的几个弄堂和货栈。那一片是闸北的老街区，弄堂密布，人员复杂，非常适合隐藏和接头。他叮嘱外勤组查人的时候不要轻易亮出76号的身份，先以码头工会或者同乡会之类的名头打听，免得把目标惊走。

傍晚六点多，郑耀先离开情报处后没有直接回商行，而是沿苏州河往东走了一段。河面上有几条小船在慢慢移动，船尾的煤油灯在水波上拖出长长的光带。他找了一个临河的小饭馆坐下，要了一碗咸菜肉丝面和两个葱油饼慢慢吃着。等天彻底黑下来后，他步行到北四川路附近的一个小书场买了一张夜场评弹的票子。书场里人不少，前排后排都坐满了。他找了个靠出口的位置坐下来，听台上的女先生拨着琵琶唱了一段《珍珠塔》。满堂的喝彩声里他偶尔扫一眼入口处，没有发现熟悉的面孔。

散场后他随人群出来，走到海宁路口时和赵简之擦身而过。赵简之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朝东边努了努嘴。郑耀先顺着那个方向走了半条街，拐进了一条黑漆漆的巷子。过了一会儿赵简之也跟了进来。两人背靠着墙并排站着，说话的声音比风声还小。

赵简之说：“王福生那小子我让人跟了两天。这小子家在法租界善钟路一个亭子间里，老婆孩子都在。平时下班以后基本不出去，就是去街口的米店买点米，或者在弄堂口看人下棋。表面上看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不过有件事奇怪——他老婆在静安寺路一家成衣店做裁缝，收入不少，可他们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钱到哪里去了？”

郑耀先问：“有没有发现他和其他人私下见面？”

赵简之说：“今晚他跟张士超的司机在善钟路一个剃头店里碰了一面，前后不到十分钟。我们的人隔得远，只看到他们坐在里间说话，没听见内容。张士超的司机姓金，浙江人，在副站长身边干了两三年，手脚不干净，之前在站里倒卖过罚没物资，被徐百川骂过一顿。王福生跟他见面，十有八九没好事。”

郑耀先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继续跟。但不要跟得太近，尤其是张士超的人。你那个兄弟要是不保险，就换一个生面孔。另外，宫本今天宣布了通讯管制，行动组和情报组的外勤人员两人一组，电话和信件都要检查。你通知下去，让下面的兄弟把嘴巴闭紧。实在有急事就通过白俄餐厅送外卖的小伙计传口信，但必须提前约好暗号。”

赵简之听完后说：“我知道轻重。六哥，王福生这小子要是真被张士超收买了，你打算怎么办？直接把他做了？”

郑耀先没有答话。他的目光穿过巷口望向马路上偶尔驰过的汽车，冷冷地说：“先不要动他。这种小角色杀一个还会有第二个。留着他说不定能把后面的人引出来。我们要等最合适的机会，让他自己把尾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