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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章 暗手迷局(第1页)

储藏室里没有点灯,只有墙角一个装过煤油的铁皮桶上搁着半截蜡烛。烛火被门缝里漏进来的风吹得东摇西晃,把宋孝安那张瘦削的脸映得一会儿明一会儿暗。郑耀先坐在他对面,两个人之间的空气沉得像是能拧出水来。

“你说存档件上的数据和发往重庆的电报底稿不一样。”郑耀先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里磨出来的,“你确定看清楚了?”

宋孝安点头,从怀里掏出两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那是他从徐秋影的档案科里偷偷抄录下来的数据对照表,一张是郑耀先原始提供的数据摘要,另一张是发往重庆电报底稿上的内容。他没有把原件带出来,只抄了关键坐标和舰船名称的代码。郑耀先借着烛光仔细看了两遍,眉头的皱纹越拧越深。

他给宋孝安的原始数据中,“朝风”号驱逐舰的巡逻区域标注为东经一百二十一度零七分至一百二十一度十九分之间的一个狭窄水域,北纬三十度四十一分上下。这个坐标区域是他从山本那份绝密通报中提取后,又结合冯德昌的通讯测向数据做了一定位移处理的结果。他当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数据过于精准,以免引起军统高层对情报来源的过度追问。可宋孝安抄来的电报底稿上,“朝风”号的巡逻区域变成了东经一百二十度五十三分至一百二十一度零六分,整整向西偏了将近三十分。这样一个改动,足以让重庆方面拿到与郑耀先手头数据完全不同的版本。

“这改动不是小数。”郑耀先放下纸条,声音冷得像刀背,“如果把坐标换成海图上的实际距离,差不多差了二十海里。军统的人如果按照电报底稿上的区域布置侦察或者配合盟军行动,根本找不到‘朝风’号。”

宋孝安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六哥,这绝不是抄录时的笔误。坐标从一百二十一度零七分改成一百二十度五十三分,差了好几格。能经手这份情报底稿的人,除了我,就只有徐站长和他办公室里的机要员。徐站长不可能亲自动手改这种东西,所以我怀疑是那个机要员被谁买通了,或者早就被毛人凤的人渗透了。”

郑耀先没有马上接话。他闭上了眼睛,脑子里像有一架精密的机器在高速运转。徐百川办公室的机要员他见过两次,一个叫王福生的年轻男人,浙江江山人,说一口软糯的南方官话,做事勤恳话不多。徐百川对这个人很信任,平时收发密电、整理文电、管理印章的事都交给他。如果王福生被毛人凤或者张士超的人买通,那徐百川身边就等于埋下了一颗钉子,所有的电报往来都等于在别人眼皮底下过了一遍。但郑耀先又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徐百川本人知道这件事。

“你先不要轻举妄动。”郑耀先睁开眼,将两张纸条重新折好还给宋孝安,“这件事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最初的判断。有人故意在我给军统的情报里改坐标,改完之后的数据跟山本下发给我的版本不一样。这样做能达到什么目的?第一,让重庆方面觉得我提供的情报不准确,削弱戴老板对我的信任。第二,如果特高课截获了军统发往重庆的电报,看到数据跟山本给我的版本对不上,就会认为泄密源头不是从山本文件流出去的。第三,如果有人把这份改动过的数据反过来给我看,还可以测试我对此事的反应。你想想,这三条里哪一条对你我威胁最大?”

宋孝安想了想,说:“第二条。如果特高课截获了电报,发现数据对不上,那山本就不会怀疑六哥你。这反而是好事。但如果第一条和第三条同时成立,就说明军统内部有人既想整你,又想把水搅浑。徐站长身边的人不可靠。”

郑耀先的目光落在那半截蜡烛上,说:“王福生这个人你暗中去摸一摸他的底。不要动他,先观察。看他最近和什么人来往,有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下班以后去哪些地方。另外,徐站长那边你要旁敲侧击地提醒一下,但不要提数据被改的事,只说他身边机要岗位的人需要多留一份心。徐百川是聪明人,他会明白你的意思。”

宋孝安点头应下。两人又低声交换了一些关于上海站内部情况的意见。宋孝安说,陆中最近在站里活动频繁,跟张士超有过好几次私下会面。张士超是副站长,毛人凤的心腹,平时和徐百川面和心不和。陆中这次来上海名义上是特派员,实际上就是毛人凤放在上海的一双眼睛,专门盯着徐百川和郑耀先这些戴笠的人。宋孝安还说,徐秋影最近状态有些不对劲,在档案科里接连出了两个小差错,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郑耀先听在耳里,没有急着下判断,只让宋孝安对徐秋影也保持观察,但不要主动去问。

“现在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比鬼子的还难办。”郑耀先最后说了一句,“宫本和山本在那边布了一个数据比对的局,就等着看军统电台里会冒出哪个版本的数据。结果还没等他们收网,我们自己人先在电报底稿上改了坐标。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同时被山本和毛人凤两拨人抓住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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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安说:“六哥,那我们现在最该做的是不是先停掉所有跟海军有关的情报传递?让这条线冷几天,等风声过了再说。”

郑耀先摇了摇头:“不能全停。全停等于告诉所有人我们在收缩。尤其是山本那边,他正在观察我的反应。我这边一收缩,他立刻就能判断出我有问题。你要做的是让陆军和江防相关的情报传递继续保持正常节奏,唯独海军舰船的具体坐标数据暂时压一压。理由是情报来源需要重新核实。这样既不会引起特别大的动静,也能给我们争取时间查清电报底稿被改的事。”

两人谈完后各自从后巷离开。宋孝安朝东边走了,郑耀先则往西穿过两条弄堂,绕到霞飞路上才叫了一辆黄包车回商行。秋夜的风已经带了很深的凉意,从苏州河方向吹过来,湿漉漉的,带着河底淤泥和水草的气味。他坐在黄包车上,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半边脸,只露出一双眼睛。街灯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像许多瘦长的鬼魅在青石板路上游走。

回到商行后他没有立即进去,而是在对面花店门前的暗影里站了一会儿。花店已经打烊了,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只有门缝下边透出一线微弱的光。街面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一两辆汽车驶过,车灯照得路边的梧桐树影一阵乱晃。郑耀先观察了几分钟,确认四周没有异常后才穿过马路进了商行侧门。他没有开灯,摸着黑上了三楼。进房后他先走到窗边从窗帘缝里朝外望了一眼。花店二楼的窗户暗着,但隐约可见窗边有一个人影极快地闪了一下,动作很轻,像是一个人不小心碰到了窗帘。郑耀先不动声色地将窗帘拉严,退到床边脱下外套和鞋,和衣躺下。

他没有睡。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睁着,望着天花板上那些被窗外微弱天光映出的水渍轮廓。脑海中反复转着几个人的面孔——王福生、张士超、陆中、马先生、徐百川。每一个面孔都像蒙着一层雾,看不清底下的真面目。尤其是王福生这个他平时几乎没有留意过的机要员,突然在这一连串的事情中浮了出来。如果王福生真的是别人安插在徐百川身边的暗桩,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经手这些电报?经手过多少?哪些被改过?哪些被原样转发?这些问题不查清楚,郑耀先在军统内部上报的每一份情报都可能是被人篡改过的,而重庆方面对上海站的信任也会随着每一次数据偏差而逐步瓦解。

第二天清晨,天色还没大亮他就起来了。洗了把冷水脸,换了一身干净的衬衫和西装,出门前又在穿衣镜前站了站。镜子里的人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锐利,像刀片在磨刀石上刚打过一样。他把一顶深灰色的礼帽扣在头上,拎着公文包出了门。路过花店时他放慢脚步朝里面看了一眼。那个戴草帽的中年男人已经开了门,正在把一盆盆黄色的金菊搬到门口。看到郑耀先走过去,男人微微弯了弯腰,算是打了招呼。郑耀先点了点头,继续朝电车站走去。

到了76号情报处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去泡茶,而是把外勤组长和一个负责档案的内勤人员叫进办公室,交代了几件日常事务。等人都走了之后他关上门,从公文包里取出昨晚宋孝安给他的两张纸条重新看了一遍。他需要想一个办法,既能够验证王福生到底有没有问题,又不会打草惊蛇。

他想到了一个人——赵简之。赵简之虽然是行动组的人,但他手下有几个老兄弟在租界和闸北一带的茶楼酒馆里混得很熟,消息灵通。让赵简之从外围摸一摸王福生的底,比让宋孝安从站内内部去调查要隐蔽得多。宋孝安的身份是情报组组长,他跟徐百川办公室的联系过于密切,一旦动作过大反而会引人注意。赵简之则不同,他在上海站的职责本来就偏重外部行动和江湖面上的联络,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是常态。就算王福生那边有人注意到赵简之在打听他,也可以解释成行动组在排查外围关系。

上午十一点,郑耀先用街上的公用电话给赵简之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约在虹口一家不起眼的面馆见面。赵简之来得很快。他今天穿了一件青灰色的短褂,像码头上的监工,进门后在郑耀先对面坐下,要了一碗辣酱面。两个人一边吃面一边低声说话。郑耀先把王福生的情况简单说了说,让他去查这个人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最近的社交圈子,特别是跟张士超和陆中那帮人有没有接触。赵简之听完后把最后一口面汤喝干净,抹了抹嘴说:“小事,三天之内给你回音。”

赵简之走后,郑耀先又在面馆里坐了一会儿。他不想那么早回76号。那里面的空气太紧,处处都像缠着看不见的蛛丝。他出了面馆后朝四川北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方向走了一段,从远处观察了一下大门口站岗的卫兵和进出的车辆。他并不是为了搜集什么具体情报,而是在活动自己的脑子。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门前新增了一组铁丝网路障和两个沙袋掩体,进出的军车数量比上周明显增多。这说明海军方面确实在进行某种战备调整,可能与通讯船的追缉行动有关,也可能与更广泛的东海防御态势有关。他看到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从大门里开出来,车上的鬼子兵穿着深蓝色海军作战服,枪口朝外架着,沿四川北路向北驶去。郑耀先没有多停,转身拐进了一条东西向的小路。

他脑子里将今天早上看到的这些迹象和昨天山本办公室里的海军通报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初步判断:海军正在从上海周边抽调机动兵力,向长江口外海和舟山群岛方向集结。那些从司令部开出去的车辆和人员,很可能是去吴淞码头登船的陆战队员。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未来几天内长江口附近的海上巡逻密度会大幅度增加,通讯船的活动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这既是鬼子的机会,也是关东军残余力量最危险的时刻。而对郑耀先来说,这个时间窗口里海军通报泄密调查的压力会暂时让位于海上追缉行动,山本和宫本可能会把注意力更多转向舰队调度和通讯船的搜索上。这意味着他的活动空间会稍微宽松一些。

但这个窗口不会太长。郑耀先必须在特高课的调查重新收紧之前,解决几件最要紧的事。第一件,王福生的背景和电报底稿被改的真相。第二件,周济生那枚假领章的来源和目的,以及船工口供会不会被进一步加工成指向他的伪证。第三件,苏军情报局任务中尚未完全确认的岸防设施数据是否足够准确,还需要通过什么渠道补全。第四件,也是他最不希望面对的一件——如果军统内部某些势力已经通过修改电报底稿开始攻击他,那么他是否需要在重庆方面采取某种反制措施,用情报本身来证明自己的可靠性。但反制就意味着要拿出更有价值的情报来对冲质疑,这会增加他与各方势力周旋的复杂性。

下午回到情报处后,他用了两个多小时将外勤人员送上来的几份调查报告逐一审阅。其中一份关于苏州河北岸那个废弃仓库附近活动的中年男子有了新的线索。外勤组的人通过一个收废旧金属的小贩打听到,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上周三下午曾在四川北路与虬江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过一晚。旅馆的登记簿上留下的名字叫“林福生”,但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而且登记的籍贯栏填的是“江苏如皋”。外勤组已经让旅馆老板和伙计回忆那人的长相特征。根据老板的描述,那个人中等身材,脸型偏瘦,左眉上方有一道两厘米左右的旧疤,说话口音像是苏北一带的人,随身只带了一个藤箱和一个黑色皮包。旅馆伙计说那人第二天一早就退了房,走的时候朝火车站方向去了。

郑耀先看完报告后当即叫来外勤组长,让他们把四川北路和虬江路一带所有能调用的关系都撒出去,重点查那个男人离开旅馆后是否真的去了火车站,有没有买过到什么地方的票,有没有人在那一带见过他上黄包车或电车。同时让外勤组派人去如皋方向的几个水路码头转一转,看有没有人见过与描述相符的中年男人,尤其是左眉有疤的人。这种容貌特征很具体,在苏北帮的人堆里找人比单纯依靠姓名要可靠得多。

“记住,这个人很可能跟关东军残余的通讯器材有关系,找到他就能牵出那条线。”郑耀先对外勤组长说,“但不要打草惊蛇。他是受过训练的,警惕性不会低。你们跟踪的时候要远距离交替,不要贴得太近。”

外勤组长领命离开后,郑耀先刚准备处理下一份文件,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周济生打来的。周济生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很客气,甚至有些过于客气。他说:“郑组长,晚上有空吗?兄弟我在大三元摆了一桌,请你和黄烈黄处长一起坐坐,顺便聊聊最近几桩案子怎么配合的事。山本课长昨天还说你办事最让人放心,让我多跟你学着点。”

郑耀先拿着话筒笑了笑,说:“周队长太客气了。晚上要是没有别的安排,我一定到。不过吃饭就不必了,你那边工作忙,我这边也一堆事,有什么需要协调的,来我办公室说一声就行。”

周济生在电话那头笑着说:“郑组长这是不肯给我面子呀。大三元的位置都订好了,就我们三个人,不叫外人。你就当是兄弟之间叙叙旧,顺便说说渔船上的事。”

郑耀先的眼神微微一凝。渔船上的事。周济生主动提出来要谈渔船上的事,这绝不只是叙旧那么简单。那枚假领章就出在渔船上。周济生现在摆一桌酒来请他和黄烈,多半是想借黄烈在场的机会,把领章的事半真半假地说出来,看郑耀先当着别人的面怎么接。如果郑耀先表现紧张,周济生就能进一步确定他与阿布拉莫维奇的关系有问题。如果郑耀先表现得太镇定,周济生也不会轻易相信,只会在后面的动作里继续加码。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不去,但不去又会被对方视为心虚。

郑耀先略一沉吟后说:“周队长这么盛情,我再推辞就不好了。晚上几点?我自己过去就行。”

周济生说:“六点半开席,大三元二楼雅间,周某恭候郑处长大驾。”

挂了电话后,郑耀先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睛。周济生的邀请中透着一种刻意的热络。这个人平时在上海站的日伪特工圈里以豪爽仗义着称,实际上心机深沉。他跟黄烈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两个人都在李士群面前争功。这次请客带上黄烈,周济生大概是想要一个见证人。郑耀先需要提前想清楚,如果周济生当着黄烈的面提起阿布拉莫维奇和那枚领章,他该怎么回应才能既不得罪周济生,又不给黄烈留下任何把柄。

天擦黑时,郑耀先换了一件藏青色的西服出门。到了大三元酒楼门口,跑堂的伙计把他引上二楼雅间。推开门时,周济生已经坐在里面了,黄烈还没到。周济生穿着一件灰色长衫,袖口挽得整整齐齐,面前的桌上摆着几碟精致的冷菜和一壶温好的黄酒。见到郑耀先进来,他站起来拱了拱手,脸上的笑容堆得满满当当。

“郑处长大驾光临,周某脸上有光。”周济生拉着他坐下,亲自给他倒茶。

郑耀先笑道:“周队长说哪里话。你我都在一条船上给日本人办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用不着这么客气。”

正说着,黄烈也到了。他今天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装,脸色还是不太好,但进门后还是笑着打了个招呼。三人坐定后,周济生叫伙计上热菜。不多时,桌上就摆满了糖醋黄鱼、红烧狮子头、清炒虾仁和一盘八宝辣酱。周济生一边给两人斟酒一边说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郑耀先端着酒杯只抿了一小口,酒在嘴里转了一圈没怎么下咽。他需要用最清醒的状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话题。

黄烈似乎也有些心不在焉,吃了两口菜后问道:“周队长,电话里你说要谈谈渔船上的事,是不是那两个船工又吐出什么新东西了?”

周济生放下酒杯,脸色慢慢从热络转成了一种故作深沉的表情。他看了郑耀先一眼,又看了黄烈一眼,说:“不瞒两位,那艘渔船的事儿有点棘手。船工说那枚领章是在崇明岛北岸的芦苇荡附近捡到的,当天他们看见一个俄国人和两个陌生人碰面,具体长相他们记不太清,但那个俄国人提着一个黑色皮箱,操一口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

郑耀先靠在椅背上,手指在酒杯边缘慢慢划着圈。周济生的目光时不时地往他脸上瞟。郑耀先没有躲闪,反而微微一笑,说:“周队长,我记得上次山本课长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船工还提到那个俄国人穿着深色西装。怎么今天又多了一个‘带东北口音的中国话’?这两个船工什么时候记性突然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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