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微微颔。徐百川这一步棋走得够狠,他利用了军统内部程序规则将毛人凤逼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毛人凤阻止对张士的调查就说明他在包庇张士,这在戴笠面前无异于不打自招;如果他不阻止那韩明远就必须对张士展开调查,而张士一旦被调查就会牵连出更多与毛人凤有关的人和事。这个局的关键在于韩明远本人会做什么选择——他是毛人凤的嫡系但他的调查报告最终要提交给戴笠审阅。如果戴笠明确要求调查张士,韩明远再不愿意也得照办。
赵简之带来了第二个消息的后半段徐百川还通过站内的秘密渠道向重庆送了另一份电报,电报内容是向戴笠汇报安德森案件的最新进展。徐百川在电报中明确指出刺杀安德森的凶器是一把英制费尔拜恩-赛克斯格斗匕,而军统上海站去年从香港转运的装备中确实包含了六把同型号匕。电报详细列出了这六把匕的分配记录——四把在行动组,一把在站部备用,一把由副站长张士个人领用。刺杀安德森的匕如果就是这六把中的一把,那么凶手必然来自军统上海站内部。
赵简之说他派人查了站部的武器库存,放在站部备用的那把费尔拜恩-赛克斯匕还在,编号和登记记录完全对得上。行动组的四把也全部在——赵简之让阿坤亲自核对了每一把匕的编号和使用痕迹,确认行动组的四把都没有离开过武器库。唯独张士领走的那一把下落不明——张士的勤务兵说张副站长三天前把匕带出去了,至今没有归还。
三天前正好是安德森被杀的那个晚上。
这条证据链已经相当清晰了。但郑耀先没有急着下结论。他让赵简之暂时不要将张士匕下落不明的情况汇报给重庆,因为仅凭匕的下落不明还不足以定张士的罪——张士完全可以辩称匕是在执行任务时遗失的,或者干脆否认自己领过这把匕,将军需处的分配记录说成是文书错误。要彻底坐实张士与安德森被杀之间的联系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比如目击证人或者张士在案当晚的行踪记录。
赵简之又提到了一个细节他在查武器库存时顺带翻了行动队的训练记录,现安德森被杀当晚张士的座车在晚上七点离开站部,司机说张副站长让他开车去了一趟礼查饭店附近,在饭店后门等了大约四十分钟。司机不知道张士在那段时间里做了什么,但礼查饭店正是安德森被杀的地点。郑耀先记住了这个信息但没有让赵简之去找那个司机进一步核实,因为现在接触司机会打草惊蛇。韩明远即将抵达上海,如果张士察觉到自己正在被调查就会在韩明远到来之前销毁所有证据,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郑耀先让赵简之把武器库存的核对记录和匕分配登记表的副本交给徐百川,由徐百川以站长的身份正式存档。这份存档将来在韩明远调查时可以成为正式的物证。同时他让赵简之安排人手暗中监控张士的动向,特别是注意他这几天有没有与藤田或曹旭再次接触。如果张士在韩明远抵达之前又去见了藤田,那就说明关东军情报课正在帮他做善后处理,这本身就是通敌的铁证。
赵简之走后郑耀先坐到桌前打开那本账簿取出里面的加密电报纸,开始起草给苏北的补充密电。电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特高课技术室在圣母院路与霞飞路交叉口捕捉到无线电信号的情况、宫本要求情报处提供苏州河沿岸可疑地点清单的指令、吴世宝正在对法租界排查记录进行全面审查以及冯德昌兄妹的进一步背景调查结果。他特别在电文中强调特高课的测向设备已经将搜索范围缩小到了商行周边三百米内,建议组织近期内暂停所有与上海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改用交通员传递纸质情报。报后将电台暂时封存等待进一步通知。
这封密电的内容比他之前的任何一封都要长,按照正常报度至少需要两分半钟。但特高课的测向设备已经在商行周边布控,两分半钟的连续报足以让他们完成交叉定位锁定具体建筑。郑耀先考虑再三后决定将密电拆分成两段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送,每段控制在四十五秒以内。特高课的测向技术虽然先进但有一个弱点——他们需要在同一频段上持续捕捉信号过一分钟才能完成有效的方位锁定。如果他把报时间压缩到四十五秒并且两段报之间间隔过一小时,测向设备就无法将两段信号关联起来。
他在账本上重新编辑了密电内容,将核心情报压缩到最简练的暗语中,删掉了所有不必要的修饰词和过渡语句。然后他起身下楼走进地下室。地下室的电台设备用帆布盖着堆在一堆旧木箱后面,木箱里装的是真正的中药材,散着浓浓的当归和党参的气味。这些药材的气味能掩盖电台使用后残留的电子元件烧灼味道,是宋孝安设计的又一道物理防护。
郑耀先掀开帆布将电台的电源接通开始预热。他戴上耳机将频段调到组织约定的备用频段,手指按在报键上等待着预热完成的指示灯亮起。地下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电台变压器的微弱嗡鸣声和头顶木板上偶尔传来的楼上脚步声。指示灯亮了,他开始报——指尖的每一次按下都精确到毫秒,电码的节奏稳定而高效,像是机器在操作而非人类的手指。四十二秒后第一段密电完,他立刻关闭电源将电台重新用帆布盖好,药材木箱推回原位,然后上楼回到三楼内室。
一个小时后他将再次进入地下室送第二段密电。
在这一小时的间隙里他坐在桌前翻开商行的真实账本开始核对最近一周的药材进出货记录。这个商行确实在做药材生意而且是正经的买卖——宋孝安以商行经理的身份与法租界内的十几家中药铺保持着稳定的供货关系,每个月都有真实的营业额和税务申报。郑耀先在商行账本上逐条核对着每一笔交易的日期、数量和金额,用算盘复核了三遍确认账目完全平衡。这些账本在必要时可以公开给税务部门查阅,任何审计都找不出问题来。一个拥有真实经营活动的商行是最理想的掩护——它能解释为什么有人频繁进出这栋建筑,能解释地下室里有大量药材包装箱,也能解释郑耀先作为投资人的经济来源。
核算完账本后一小时的间隔到了。郑耀先再次进入地下室送了第二段密电,报时间四十三秒。两段密电完后他按照标准程序将电台的调谐旋钮拧到另一个位置隐藏了当前使用的频段参数,然后将电台完全断电。他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在特高课的测向部署从圣母院路区域撤出或转移之前,商行的电台将暂停使用至少一周。这一周内所有与组织的联络将通过宋孝安建立的地面交通线来完成——用最原始但最安全的方式传递情报。
从地下室上来后宋孝安回来了。他带来了工部局警务处内部最新的消息韩明远的秘书曹旭今天下午正式通知警务处政治科,韩明远专员将于后天下午两点乘坐军统局本部的专车从南京方向抵达上海,届时将直接前往警务处办理办公室设立和材料移交手续。曹旭在通知中特别强调韩专员要求警务处在移交材料时必须有第三人在场见证,这个第三人不是别人正是军统上海站副站长张士。
韩明远要求张士作为移交见证人这个安排看似合理实则暗藏玄机。张士作为军统上海站的副站长参与移交程序在手续上说得通,但韩明远为什么要指定张士而不是徐百川作为见证人?徐百川才是军统上海站的正印站长,按级别和程序都应该是徐百川来见证。韩明远跳过徐百川选择张士说明他不信任徐百川——或者说毛人凤不信任徐百川。韩明远带了毛人凤的指令来上海,这个指令的内容很可能是借调查陆中的名义同时搜集对徐百川不利的证据,为毛人凤日后在上海站安插更多自己人做准备。
郑耀先让宋孝安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徐百川,让徐百川在后天下午韩明远抵达时也亲自出现在警务处。徐百川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只需要以站长的身份出现在那里表达一个姿态——军统上海站的正印站长有权了解所有涉及本站的移交程序,这是他的合法职权。韩明远可以不喜欢徐百川的出现但无法拒绝他到场,因为那等于公然否认军统上海站站长的职权。徐百川在场就能对移交过程形成监督,让张士不敢在韩明远面前大做手脚。
宋孝安还带回了一个关于谭正则的消息。谭正则在被徐百川的材料炸出来之后这两天一直在四处活动试图自保。他昨天去了一趟76号求见李士群但被李士群的秘书挡在了门外。今天上午他又去了中统上海站的秘密联络点,据中统内部的人透露谭正则向李政提交了一份详细的申辩材料声称陆中才是与关东军情报课合作的真正推手,他只是被迫参与。李政没有当场表态,但据说已经将这份材料转交给了中统局本部。
谭正则反咬陆中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李政的处理方式值得注意——他将材料转交局本部而不是就地处理,说明李政不想在这个敏感时刻替谭正则背书。中统和军统之间虽然明争暗斗但李政作为中统上海站的新任主任不会在谭正则通敌嫌疑还没有洗清的情况下公开为他说情,因为这会让中统背上包庇汉奸的骂名。谭正则正在迅变成一颗被所有人抛弃的弃子,而他越是被逼到绝境就越可能做出极端的事情来——比如将更多关于陆中的内幕材料抛出来,或者直接投靠关东军情报课寻求庇护。无论他选择哪条路都会进一步搅乱眼下的局面。
郑耀先将这些信息全部整理归档后让宋孝安继续密切监控曹旭和藤田两方面的动向,特别是韩明远抵达当天这两个人有没有什么异常行为。曹旭在韩明远抵达之前频繁活动可以理解,但如果藤田也在同一时间有动作那就说明关东军情报课对韩明远的调查进程非常关注甚至可能在暗中施加影响。藤田是关东军情报课驻上海的联络副主任,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关东军系统的意志。
夜已深,郑耀先站在窗前往弄堂里看了一眼。街灯下的弄堂空无一人,只有几片被夜风吹落的枯叶在青石板上打转。马尾和他的女搭档已经撤了——吴世宝的跟踪队通常只跟到晚上十点,之后会把目标交给夜班值班人员。但今晚夜班值班的人没有出现,可能是因为李士群暂时还没有拿到足够有力的证据来申请二十四小时监视许可。宫本今天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吴世宝的调查,但郑耀先从宫本那句关于“自己当心”的话中能感到李士群的耐心正在快消耗殆尽。当一个人失去耐心的时候他会犯错误,而郑耀先只需要等着李士群犯第一个错误。
第二天一早郑耀先照常出现在76号情报处办公室。办公桌上已经放着一份从警务处政治科转来的安德森案件初步验尸报告副本,报告是警务处法医室今天凌晨完成的,内容非常详细。死者威廉·安德森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约一百七十磅,死亡时间为前天晚上九点半到十点之间。致命伤位于后背左侧第五和第六肋骨之间刃口向上倾斜约十五度,显示凶手是从受害者背后以反手握刀的方式刺入,这一刀精准地穿过肋骨间隙刺穿了左肺上叶和肺动脉分支,导致受害者在极短时间内因内出血和呼吸衰竭死亡。法医特别注明这种刺杀技术非常专业绝非普通人能够完成——凶手不仅对人体解剖结构有深入了解而且受过严格的军用格斗训练,大概率有过实战经验。
报告还提到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安德森右手手背上有一道新鲜的防御性划伤,伤口的方向和形状显示他在遭到攻击时曾经试图用手去挡匕,但由于凶手是背后袭击他根本来不及做出有效的防御。指甲缝里提取到了少量的深蓝色织物纤维,法医判断这些纤维来自凶手所穿的衣物。深蓝色在冬季上海是最常见的外套颜色,这个线索的辨识度不高,但至少为排查提供了方向。
郑耀先仔细研究着这份验尸报告,然后拿起宫本昨天布置的任务清单开始草拟安德森案件的分析报告。他的报告从三个角度入手凶器来源、作案手法和动机分析。在凶器来源部分他客观陈述了费尔拜恩-赛克斯匕的流通情况,指出这种匕在远东地区主要通过英军驻香港和新加坡的军需渠道流入黑市,上海方面过去一年内至少有四次在虹口和杨树浦的黑市交易中现过同款匕。在作案手法部分他引用了法医报告中关于凶手专业训练背景的判断,推测凶手可能是退伍军人或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情报人员。在动机分析部分他列出了三个可能性锄奸报复、情报灭口以及内部清洗,并将三个可能性分别与军统、中统和其他势力的行为特征做了对比分析。
这份报告写得极其专业且措辞中立,任何一个情报机构的人读了都挑不出立场上的问题。但在报告最后他加了一个简短的补充说明礼查饭店的内部安保记录显示,案当晚七点到十点之间饭店后门的访客登记簿上有三个名字值得关注——一个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名英籍探长,一个是美国领事馆的一名经济参赞,第三个人的名字是张士。登记簿上张士的签名时间为晚上七点五十五分,登记的访问对象是“四楼安德森先生”。
这个补充说明是宋孝安昨晚通过工部局警务处内部渠道获取的情报。礼查饭店后门的访客登记簿原本应该由警务处政治科封存作为案件证据,但警务处的档案管理员里有一个是军统上海站的外围关系,在档案被封存之前偷偷将登记簿上当晚的全部访客名单誊抄了一份交给宋孝安。张士的签名确确实实就在那份名单上,时间与司机所说的七点到达完全吻合。
郑耀先将这份名单誊写在报告附件中时只摘录了张士一个人的信息,英籍探长和美国参赞的名字他故意略去了——因为把那两个人的名字写进去会让报告变得过于复杂,反而分散了宫本和山本对张士的注意力。他的目标是将张士暴露在特高课的视线之下,同时又不能让这份报告看起来像是刻意在针对张士。这个分寸很难拿捏,但郑耀先在写报告时巧妙地用了一个手法他没有直接说张士可能是凶手,而是说访客登记簿上的三个名字中两人已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第三人的情况正在核实中。这样一来宫本自然会派人去核实张士的情况,而从核实的那一刻起张士就被拉进了特高课的调查范围。
上午十点郑耀先将安德森案件分析报告亲手交给了宫本。宫本翻阅报告的度很快但在翻到附件中访客名单那一页时明显停顿了一下。他抬头看了郑耀先一眼问了一句“这个张士是军统上海站的副站长?”
郑耀先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回答说是的,据情报处的资料显示张士现任军统上海站副站长分管行政和后勤事务。宫本将这一页折了个角然后合上报告说他会将这份报告转呈山本课长,同时要求郑耀先继续跟进凶器来源的调查特别是黑市渠道方面的线索。两人谈完正事后宫本忽然提到了一个看似无关的话题——他说今天早上李士群副主任去特高课找了山本课长,两人在办公室里关上门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宫本自己在外面候着没进去。出来时李士群的脸色比进去时好看了很多,山本则让机要秘书给档案室打了个电话,要求调阅情报处过去半年内所有涉及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排查记录。
郑耀先的心往下沉了一寸。李士群直接越过宫本去找山本,而且谈话内容涉及情报处的排查记录,说明他在程序上找不到突破口之后已经开始走上层路线——他要借山本的手来查郑耀先。山本下令调阅情报处半年来涉及中共地下党的排查记录,这个范围远比吴世宝调查的法租界排查记录要大得多,涵盖了情报处经手的所有与中共有关的案件和线索。如果李士群在这些记录中找到了任何能够证明郑耀先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蛛丝马迹,他就会直接在山本面前起致命一击。
郑耀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立刻开始调阅自己的全部排查记录。他需要赶在山本的机要秘书之前把所有记录重新审阅一遍,确保每一份记录的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任何角度的推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复核工作——情报处半年来经手的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的排查记录总共有一百多份,涵盖了至少六十个不同的案件和线索,每份记录里都可能有几十个细节需要核实。他必须在山本的机要秘书翻到任何一页之前先确定那一页上没有破绽。
这个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郑耀先以整理排查档案为名让周济民将情报处档案室中所有与中共地下党活动相关的档案全部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档案堆满了整个办公桌和旁边的两张椅子。他逐页翻阅逐条核对,每翻到一份自己曾经签字过的排查记录就用铅笔在旁边做一个小小的记号然后继续往下翻。他的眼睛在泛黄的纸页上快扫过,脑子里同时在回溯每一份记录产生的背景和当时的实际处置情况。有些记录是他为了掩护组织的地下活动而故意做的假排查——比如三个月前有一份排查报告记录情报处在沪西某纱厂现疑似中共地下党印刷点的线索,他在报告中将这个线索评定为不可靠信息建议不予追查,实际上那个印刷点确实存在,他通过陆汉卿提前通知组织转移了设备后才让情报处去排查。这份报告的措辞写得天衣无缝,结论是无可靠证据支持中共地下党在该地活动的判断,排查终止。但如果山本的机要秘书拿着这份报告去比对其他部门在同一时期搜集到的情报,可能会现情报处的结论与其他部门掌握的信息存在出入——这种出入一旦被现就会成为李士群手中的把柄。
郑耀先将这类记录全部抽出来单独放在一边。总共有十二份,分别涉及中共地下党在沪西、杨树浦、闸北和法租界的活动线索。其中七份他给出了终止排查的结论,三份给出了低风险的评级,两份建议转交其他部门处理。这些结论在档案中都附有详细的理由说明和证据支撑,从程序上看无懈可击,但如果有人将这些报告与特高课、宪兵队或警务处在同一时期就同一线索所做的记录进行横向比对,就会现在某些时间节点上情报处的行动似乎总是比中共地下党的反应慢了一拍——印刷点在情报处排查前转移了,联络站在情报处突袭前人去楼空了,可疑人员在情报处监控前消失了。这些“巧合”单独看每一个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放在一起看就会呈现出一种让人不安的规律性。
郑耀先意识到他不能指望这些巧合不被现——李士群既然已经说服山本调阅情报处的排查记录,必然会同时调阅特高课和宪兵队的相关记录进行比对。如果他现情报处的行动总是恰到好处地晚一步,他就会拿这个当突破口。应对这个潜在威胁的最好方法不是在档案上做手脚——现在再做任何修改都会留下痕迹反而显得心虚——而是在山本面前提前做好解释准备。他需要找到一个让山本能够接受的解释来解释为什么情报处在某些针对中共地下党的排查中总是慢半拍,而这个解释必须指向情报处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而不是他个人的主观意愿。
他想到的答案是76号内部的人手分配和优先级排序。情报处作为76号的情报分析部门,本身就没有独立的行动能力,所有的排查行动都必须依赖行动队的配合。而吴世宝的行动队在过去半年内将大部分人力都投入到了对军统和中统的打击中,对于中共地下党的排查一直处于优先级较低的层次。每次情报处提交中共地下党相关线索要求行动队配合排查时,行动队都以人手不足或优先级不够为由拖延执行——这些拖延在情报处和行动队之间的往来公文中都有记录。吴世宝自己就是这个拖延行为的始作俑者,而现在李士群恰恰要用这些拖延来攻击郑耀先,等于是用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
郑耀先让周济民把情报处过去半年内向行动队提交的所有配合排查申请以及行动队的回复函全部调出来。这些公文是公开的档案,上面有每一次申请的时间、内容、处理进度和最终结果。它们能证明一个问题情报处对中共地下党的排查之所以效果不彰,不是因为情报处有意包庇,而是因为行动队不愿意配合。这份证据不但能挡住李士群的攻击,还能把这个屎盆子反扣到李士群自己头上——因为行动队是李士群的直属部门,行动队的拖延就是李士群的失职。
傍晚六点郑耀先收拾好所有文件锁进档案柜。他站起身来的时候后背因为一整天伏案工作而隐隐酸,颈椎也僵得像是被灌了水泥。他活动了一下脖子看了看窗外——院子里那三辆特高课的福特轿车还停在那里,山本今天在76号待了整整一天没有离开,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事。山本在荣记货栈遇袭和安德森被杀的双重压力下显然已经把76号当成了临时指挥中心,而这个指挥中心的每一个角落都散着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窒息感。
周济民敲门进来说警务处政治科刚才打来电话,韩明远的抵达时间正式敲定了——后天下午两点,地点在警务处政治科三楼会议室。届时韩明远将先与警务处方面进行正式会谈,然后办理办公室设立手续和材料移交事宜。电话里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信息韩明远此行的随行人员总共五人,其中包括他的机要秘书曹旭、两名武装警卫以及——陆中。
陆中将随韩明远一同抵达。这个消息的意味是深长的。韩明远带着陆中一起来说明陆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正式列为调查对象,毛人凤仍然在维持着陆中作为军统上海站特派员的公开身份。但徐百川之前出的那份要求同时对陆中和张士启动内部审查的电报如果已经送达戴笠手中,戴笠的批复随时可能在韩明远抵沪的同时到达。到那时陆中走进警务处的身份可能就从调查人变成被调查人,而他身边除了韩明远之外没有任何人能保护他。陆中本人知不知道徐百川已经过这样的电报还不确定,但以他在军统多年的经验,他应该能嗅到空气中越来越浓的危险气息。一个嗅到危险的陆中会做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让郑耀先格外关注。陆中手里掌握着大量关于毛人凤派系在上海的秘密活动信息,如果他觉得自己即将被抛弃,他可能会在最后关头将这批信息抛出来作为保命的筹码,而这些信息一旦暴露不仅会重创毛人凤的势力,也会波及到整个军统上海站的稳定。
郑耀先对周济民说让他继续关注警务处方面的消息,有任何关于韩明远行程的变动都要第一时间汇报。然后他拿起大衣和礼帽准备离开办公室,走到门口时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密封的信封交给周济民,信封上写着机要件三个字。他对周济民说这是明天一早要送给宫本顾问的补充材料,如果自己明天来晚了就由周济民代为转交。
信封里面装的是一份关于冯德昌的背景调查报告——不是完整版,而是经过他精心删减和改编的版本。报告中没有提到冯德昌的妹妹冯素珍与中共外围组织的关联,只写了冯德昌在特高课技术室的工作内容和日常活动规律,重点突出了他在无线电测向技术方面的专业能力。郑耀先在报告中建议将冯德昌调入情报处参与圣母院路区域的无线电测向排查工作,理由是冯德昌作为中方技术人员更熟悉当地的语言和人文环境,与情报处的外勤人员配合起来效率更高。这封建议信如果被宫本采纳,冯德昌就会从特高课技术室调入情报处的临时编制,进入郑耀先可以直接接触的范围内。届时他可以以工作合作为名逐步接近冯德昌,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摸清特高课测向网络的全部部署细节。
周济民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里。他对郑耀先的全盘计划一无所知,只知道郑组长交代的事情必须办好。这种绝对的信任建立在过去无数次并肩作战的经历之上,郑耀先知道他可以信任周济民,但也知道信任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有一天周济民被捕,他知道的所有信息都会成为敌人撬开他嘴巴的武器。地下工作的残酷之处就在于此你对一个人的信任越深,他给你带来的危险就越大,而这个矛盾永远无法真正解决。
走出76号大门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从苏州河方向吹过来带着河水的腥味和远处码头上的煤烟气息。郑耀先将大衣的领子竖起来遮住耳朵,沿着法租界方向的街道快步走入夜色之中。街角的路灯有一盏忽明忽暗,电线杆的影子在地面上被拉得又长又斜,然后又随着灯光的熄灭消失在一片黑暗里。他没有回头去看身后是否有人跟着——吴世宝的尾巴一定在,只是换了不同的面孔和不同的跟踪方式。但今晚他不打算甩掉尾巴,而是让他们跟。让他们看到他去了白俄餐厅吃了晚饭,让他看到他去了商行处理了药材进货,让他看到他做了一晚上的账目然后在午夜时分熄灯休息。每一个画面都在为他的公开身份增加可信度,每一个被记录在跟踪日志中的日常细节都是将来反驳李士群指控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