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宝拿着调查令离开情报处办公室之后,郑耀先在办公桌前坐了整整五分钟没有动。
他的手指按在刚签完字的交接记录上,目光落在吴世宝留在桌上的那张问题清单的副本上。六个问题,每一个都指向圣母院路排查中的程序细节,措辞看似公事公办,但问题的排列顺序暴露了吴世宝真正的意图——前三个问题都是关于济世堂药房的,后两个问题关于他单独行动的时间段,最后一个问题才是关于排查标准流程的。这个顺序说明吴世宝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济世堂药房,其他问题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陪衬。
李士群派吴世宝来查济世堂,说明李士群手里已经有了关于济世堂的某些情报。这些情报的来源无非是三个渠道一是特高课通过无线电测向现了圣母院路一带的可疑信号,信号源的大致范围覆盖了济世堂所在的街区;二是陆中在被调查的过程中为了转移视线,故意向76号泄露了关于济世堂的线索——陆中手里确实掌握着一些关于郑耀先与济世堂有来往的模糊情报,虽然不足以直接证明郑耀先通共,但足够引起李士群的警觉;三是徐秋影被捕后在审讯中提到了某些与圣母院路有关的信息,佐佐木将这些信息转交给了76号。
郑耀先拿起桌上的内部通报又看了一遍。通报上关于荣记货栈遇袭的内容他已经逐字逐句地分析过了,山本要求情报处在四十八小时内查明军统情报来源,宫本则在同一时间起了对76号内部的秘密排查。这两件事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说明山本和宫本都认为荣记货栈的暴露源自于内部泄密。而李士群在这个节骨眼上派吴世宝来查济世堂,很可能是在配合宫本的内部排查——李士群想证明情报处的副组长与军统有关联,这样既能向山本邀功,又能借机打击76号内部不属于自己派系的势力。
郑耀先在76号的处境,表面上是情报处副组长,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外人。李士群的心腹班底是吴世宝的行动队和秘书室的几个亲信,丁默邨虽然名义上是主任但在实权上被李士群架空,情报处处长黄烈是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但也保不住谁。郑耀先能在这个狼窝里安然待到今天是靠三样东西宫本对他的基本信任,山本对他的有限认可,以及他自己滴水不漏的处事方式。但这三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不是牢不可破的——宫本的信任建立在郑耀先从未出过差错的基础上,一旦济世堂的问题被坐实,这份信任会在瞬间崩塌;山本的认可更脆弱,那不过是山本在利用一个能干的中国人替他做事,随时可以收回;至于他处事方式的滴水不漏,在吴世宝带着搜查令翻箱倒柜的时候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必须主动出击。在李士群和吴世宝还没有拿到实质性证据之前,先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消除对济世堂的怀疑。这个解释不能是他自己去说,必须让李士群从另一个更权威的渠道听到——而这个渠道只能是宫本。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周济民的办公桌前。周济民正在整理安德森案件的相关材料,看到他过来立刻停下手中的笔。郑耀先压低声音对他说“你现在去一趟档案室,把济世堂药房经营人陆汉卿在日侨管理处的全部备案记录调出来,包括他的中医执业资格证书副本、每年的经营许可证年检记录以及在法租界公董局卫生处的药品采购备案。如果档案室的人问你为什么要调这些,你就说是情报处在做圣母院路排查的补充材料,需要进一步完善低风险对象的档案。”
周济民点了点头,又问了一句“陆汉卿的备案记录我记得上个月就调过一次了,档案室的人会不会起疑?”
“就是要他们起疑。”郑耀先说,“你调完之后不要直接拿给我,先把档案放在档案室的前台上登记,让档案室的人都能看到你在做什么。然后在登记簿上注明这些材料是根据宫本顾问的要求补充的排查档案——记住,要在登记簿上写上宫本的名字。”
周济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郑耀先的用意。在登记簿上写宫本的名字,等于在76号内部的档案记录中留下了一条线索,将来任何人查阅这份档案都会看到济世堂药房的材料是根据宫本的要求调取的。这样一来,吴世宝如果再拿济世堂的事来找茬,就必须先去问宫本——而宫本不可能承认自己从未要求过补充这些材料,因为那等于承认有人在冒用他的名义行事,这会让他丢面子。宫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最可能的选择是默认这件事确实是他授意的。
这是典型的借刀挡箭——用宫本的面子来挡住李士群的刀子。宫本和李士群之间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宫本作为特高课派驻76号的顾问,在公开场合从不掩饰对李士群的戒备。李士群也不敢轻易得罪宫本,因为宫本背后是山本和整个特高课系统,李士群在76号的权力再大也大不过鬼子。只要宫本不主动推翻济世堂的排查结论,李士群就找不到继续追查的着力点。
周济民拿了文件袋快步走出办公室。郑耀先回到自己的桌前,从抽屉里取出那份还没有提交的荣记货栈调查报告终稿,翻开最后一页在补充说明栏里加了一段话。这段话的措辞很微妙——他建议情报处在苏州河沿岸的排查工作中加强与非日资背景的民间商会合作,利用商会的人脉网络搜集情报,同时避免因大规模排查行动引租界当局的外交抗议。这段话表面上是一个常规的工作建议,但隐含的潜台词是情报处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苏州河沿岸而不是圣母院路——他要在宫本的印象中种下一个观念圣母院路的排查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其他区域。
写完之后他将报告装进牛皮纸文件袋,在封面上盖了情报处的公章,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宫本的专线。电话响了三声后那头接了起来,但不是宫本本人,而是他的机要秘书小林。郑耀先用日语说荣记货栈的调查报告已经完成,需要当面呈交宫本顾问审阅,同时还有一些关于苏州河沿岸排查工作的补充建议需要口头汇报。小林说宫本顾问现在正在跟山本课长开会,大约半小时后才有空,让他在办公室等通知。
郑耀先放下电话,利用这半小时的时间做了一件事——他将吴世宝留下的问题清单副本摊在桌上,逐条写下书面答复。每个答复都附上了具体的文件编号和人证信息,格式严谨,措辞精准,像是一份准备提交法庭的答辩状。他写完最后一条答复后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确认每一个字都没有漏洞,然后将这份书面答复装进档案袋在封口处贴了封条。这份答复不是给吴世宝看的,而是给宫本看的——他要在吴世宝向宫本告状之前先把证据摆到宫本桌上,让宫本在看到吴世宝的投诉时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
半小时后小林的电话来了,说宫本顾问在二楼办公室等他。郑耀先拿着两个档案袋——一个是荣记货栈调查报告,一个是针对吴世宝询问的书面答复——上了二楼。宫本的办公室比情报处大了一倍,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上海地图,地图上用红蓝黑三种颜色的图钉标注着军统、中共和中统在市区内的活动范围。宫本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堆着厚厚一摞文件,看到郑耀先进来后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坐下。
郑耀先将荣记货栈调查报告放在宫本面前,用日语简要汇报了报告的核心结论袭击者的身份初步判断为苏州河沿岸的非正规抗日武装,军统上海站可能提供了有限的情报支持但并非直接行动方。宫本一边听一边翻看报告,听到最后一页时突然抬起头用日语问了他一句“郑桑,你跟李士群副主任最近有什么矛盾吗?”
这个问题来得极其突然,但郑耀先的面部表情没有一丝变化。他微微欠身用同样平静的语调回答说他跟李副主任之间没有私人矛盾,只是在排查工作的标准流程上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宫本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那是吴世宝今天上午提交给李士群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的副本,内容是关于情报处副组长郑耀先在圣母院路排查工作中存在严重程序违规的初步调查结论。报告的附件里列出了六项违规行为,每一项都附有具体的例证——其中三项直接指向济世堂药房,称郑耀先在未进行内部搜查的情况下擅自将济世堂列为低风险对象,存在包庇嫌疑。
郑耀先将吴世宝的报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报告写得比他预想的更加详细,其中有几个细节确实触及了敏感的边缘——比如报告指出济世堂药房的经营人陆汉卿在日侨管理处的备案记录中存在一处漏洞,他的执业资格证书编号与哈尔滨总商会备案的原始记录不符,相差了一个数字。虽然这个漏洞可以用档案誊写错误来解释,但吴世宝显然已经派人去哈尔滨调取原始档案进行核实了。一旦哈尔滨的原始档案寄到上海,陆汉卿身份的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
但这个漏洞并非致命。陆汉卿在撤离之前已经将济世堂的所有合法证件都做了妥善处理,日侨管理处的备案记录中那个编号的差异是郑耀先在几个月前就故意留下的——他当时让陆汉卿在更新执业资格证时特意用了另一个哈尔滨老中医的资格证编号,那位老中医早在两年前就在哈尔滨去世了,但他的资格证信息由于战乱一直没有从商会的档案中注销。如果有人去哈尔滨核实,会现这个编号对应的确实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中医,而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身份。吴世宝的调查会因此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他花了大量人力去核实一个真实存在但已经去世的人的档案,然后现济世堂的陆汉卿和那位去世的老中医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那位老中医根本就没有在上海开过诊所。最终这个线索会变成一桩扯不清的罗生门,不了了之。
郑耀先放下报告对宫本说“宫本顾问,吴队长报告中提到的执业资格证编号差异我确实知情。在排查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个编号问题,当时专门让周秘书去电哈尔滨方面进行核实,确认了编号对应的是一位真实注册的老中医。考虑到战时通讯不便和档案誊写中可能存在的笔误,我判断这个编号差异不足以作为认定济世堂存在重大嫌疑的依据,因此在排查报告中给出了低风险的结论。如果宫本顾问认为这个判断有误,我愿意重新启动对济世堂的内部搜查。”
宫本听完后没有立刻表态。他拿起吴世宝的报告和自己的排查指令对照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将两份文件都放在一边。他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的节奏比平时快了几拍——郑耀先知道这个小动作意味着宫本在做决策之前正在进行快的利弊权衡。
“济世堂的事先放一放。”宫本最终用日语说道,“李副主任那边的调查让他继续做,但在我这里,荣记货栈的善后和安德森案件的调查优先级更高。你明天之前把安德森案的初步分析报告交给我,重点是凶手使用的英制匕的来源——这种匕在上海黑市上的流通情况,以及军统和中统最近半年内有没有从香港渠道获得过类似的装备。”
郑耀先点头应下。宫本将荣记货栈的调查报告收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拿起教鞭指着苏州河沿岸的几个红点说“山本课长今天早上批准了新的排查方案。从明天开始,特高课行动队和76号行动队将在苏州河沿岸联合展开突击排查,重点搜查所有废弃仓库和停泊过三天的非登记驳船。情报处负责提供排查清单——我要你列出苏州河沿岸所有可能存在抗日组织活动的可疑地点,包括民间的废弃货栈、无人管理的码头和渔民临时搭建的棚户区。”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目光在苏州河蜿蜒的蓝色线条上缓缓扫过。他知道宫本在给他出一道难题——排查清单如果列得太详细会把他自己辛苦建立的情报渠道暴露在鬼子的扫荡范围内;列得太笼统又会引起宫本的怀疑,毕竟他作为情报处副组长应该对苏州河沿岸的情况有详尽的掌握。必须在详细和笼统之间找到一个精确的平衡点,既能满足宫本的要求又不会真正威胁到军统上海站在苏州河沿岸的活动网络。
他伸出手指在地图上点了三个位置,分别是曹家渡码头以东的废弃纺织厂仓库群、苏州河北岸谭子湾一带的棚户区以及真如镇外一处废弃的砖窑。这三个地点都确实存在抗日组织的活动痕迹——但不是军统的,而是几支独立的民间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区域。这些游击队与军统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郑耀先在历次排查中已经掌握了它们的活动规律,只是出于共同抗日的基本立场一直没有将它们的情报上报给76号。现在宫本要求提供可疑地点清单,他正好用这些游击队的地盘来交差——既让宫本觉得情报处掌握了实质性的线索,又不会伤及军统上海站自身的网络。
宫本拿起红笔在地图上将这三个位置圈了起来,然后问了一个让郑耀先心里骤然收紧的问题“圣母院路呢?你上次提交的排查报告里说圣母院路一带的可疑信号源已经排除了,但技术室前天向我汇报说他们在圣母院路与霞飞路交叉口附近又捕捉到了新的无线电信号。信号持续的时间很短,只有不到两分钟,但频段特征与之前排查目标高度吻合。你有什么解释?”
郑耀先的手指在裤缝边微微收紧了一下。技术室捕捉到的这个信号正是他昨晚报时留下的痕迹——一分四十秒的报时间,频段确实是之前使用过的,虽然完后立即切换了频段,但测向设备显然已经完成了初步定位。特高课的无线电测向技术比他预想的更加先进,他们在圣母院路与霞飞路交叉口捕捉到的信号方位距离商行只有不到三百米。
但宫本说信号的持续时间很短,这说明测向设备并没有完成精确的交叉定位。他们只知道信号源的大致范围在圣母院路与霞飞路交叉口附近,但无法锁定具体的建筑物。这个范围的覆盖面积大约有四五条弄堂、十几栋建筑,包括商行在内但不限于商行。宫本现在的态度更像是试探而不是确认——他想看看郑耀先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应。
郑耀先用一种思索的语气回答说他需要查看技术室的具体测向数据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圣母院路与霞飞路交叉口是一个商业密集区,周边有大量的商行、店铺和住户,无线电信号源可能来自任何一个地点——甚至可能是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他建议宫本让技术室将测向设备的频段校准后再做一次确认,同时情报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入手排查该区域内新近搬入的住户和商户。
这个建议将皮球踢回了技术室。测向设备的校准本身就是一个耗时的技术活,而且再次测向需要信号源在同一频段上再次出现——只要郑耀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暂停使用商行的电台,技术室的测向就无从下手。至于排查新近搬入的住户和商户,这个工作由情报处主导,节奏完全可以由郑耀先自己掌控。
宫本对这个建议没有表现出异议。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另一份文件,示意汇报结束。郑耀先站起来鞠躬告辞,走到门口时宫本忽然说了一句让他脚步微微一顿的话“郑桑,李副主任对你很有意见,但山本课长今天在会上公开表扬了你。76号内部有人不喜欢被山本表扬的人,你自己当心。”
郑耀先转过身再次鞠躬道谢,然后推门走出了宫本的办公室。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走廊尽头的立钟在单调地敲响下午五点的钟声。他沿着楼梯往下走,皮鞋踩在大理石台阶上出沉稳而有节奏的声响,脑子里已经在飞运转着宫本刚才那句话的含义——山本的公开表扬不仅没有帮到他,反而把他推到了李士群的对立面上。李士群在76号经营多年,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越过他直接获得山本的认可。郑耀先作为一个空降的情报处副组长,被山本当众表扬无异于在李士群的权力版图上踩了一脚。
回到情报处办公室后周济民已经将济世堂药房的全部备案记录调了出来,整齐地码在郑耀先的桌上。郑耀先翻看了一遍确认备案记录中的那个编号差异已经按照他的预设在档案中留下了痕迹,然后将这些材料交给周济民让他按照之前说好的方式在档案室前台登记存档。周济民接过材料时压低声音说了一句“郑组长,我刚才在档案室碰到行动队的老马了,他也在调档案,调的是咱们情报处过去三个月所有涉及法租界的排查记录。”
老马就是马尾,吴世宝手下最擅长跟踪的那个探员。吴世宝让他调阅情报处在法租界的所有排查记录,说明李士群的调查范围已经从济世堂扩展到了整个法租界——他们要在郑耀先经手的所有法租界排查记录中寻找漏洞和破绽。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笨办法,但也是一种危险的全面围剿。吴世宝手下的行动队员有足够的人力和时间将三个月内所有的排查记录逐页比对,一旦现任何前后矛盾或程序瑕疵,都会成为李士群在宫本和山本面前攻击郑耀先的武器。
郑耀先坐在桌前闭上眼睛,用三秒钟的时间将过去三个月自己经手的所有法租界排查记录在脑海中快回溯了一遍。每一份排查登记表上的时间、地点、被排查对象、排查结论、见证人签字——这些信息像一盘棋局一样在他的记忆中铺展开来,任何两个点之间的逻辑关系都被他反复推敲过,不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吴世宝即使把所有的排查记录都翻遍了也找不到实质性的把柄。
但程序上没有问题不代表李士群就会放弃。李士群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择手段——当他在程序上找不到漏洞的时候会制造漏洞,在证据不足的时候会制造证据。郑耀先必须在李士群走到那一步之前给他一个台阶下,让他觉得自己已经赢了,或者让他觉得继续查下去的成本高于收益。
傍晚六点郑耀先换上便装离开76号。他没有直接去商行,而是按照惯例绕道去了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一家白俄餐厅。这家餐厅是他建立日常掩护的场所之一——店主是个流亡上海的白俄贵族后裔,做的一手地道的基辅炸鸡,郑耀先每隔两三天就会来这里吃一顿晚饭,时间固定在傍晚六点半到七点之间。这个习惯已经被吴世宝的跟踪队记录在案了,马尾在跟了他三天之后就摸清了这个规律。所以今天郑耀先必须照常出现在这里,让跟踪的人看到他在做一件符合日常作息的事情。如果他突然改变习惯不去这家餐厅,吴世宝反而会认为他在刻意回避什么。
他在餐厅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来点了一份炸鸡和一杯格瓦斯,慢慢吃着看着窗外霞飞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暮色中的法租界华灯初上,路边的法国梧桐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中微微颤动,街对面是一家犹太人开的钟表店,橱窗里的座钟正在敲响六点半的钟声。马尾就站在钟表店旁边的一条弄堂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袍假装在看报纸,报纸的上沿刚好遮住了他半张脸。
郑耀先吃完炸鸡后付了账走出餐厅,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站在餐厅门口点了一支烟。他深深吸了一口,让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然后缓缓吐出,目光随意地扫过街对面——马尾还在弄堂口,但他的身边多了一个人,就是昨天那个穿藏青色棉袍的女跟踪者。两人站在一起低声交谈,似乎是在交接班。
郑耀先将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尖碾灭,然后转身朝商行方向走去。他选择了一条经过圣母院路的路线——不是直接走到商行,而是先经过圣母院路中段的济世堂药房,在药房门口停留了大约两分钟做出检查封条是否完好的样子,然后继续往前走穿过两条弄堂再折返到商行后巷。这条路线在吴世宝的跟踪记录中会呈现出这样的逻辑情报处副组长下班后例行检查了排查区域的封存对象,然后回到自己投资入股的商行处理私人生意事务。一切行为都符合公开身份的人设,没有任何反常之处。
进入商行后赵简之已经在三楼内室等着他了。赵简之带来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是关于俘虏的审讯进展——荣记货栈那个被俘的报务员在赵简之持续一天的审问下终于松了口,交代了特高课在苏州河沿岸另外两个秘密监视点的具体位置。一个在曹家渡码头以北的废弃造船厂里,另一个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一个浮码头上。这两个监视点目前仍在正常运行中,报务员说它们的主要任务不是监控军统活动,而是监控中共地下党在苏州河沿岸的人员流动——特高课怀疑中共地下党利用苏州河的水路交通向苏北根据地运送物资和人员。
第二个消息是徐百川已经按照郑耀先的要求将那份关于陆中与关东军情报课关联的反制材料通过军统苏北站的电台加密往了重庆。电报中不仅附上了陆中与谭正则同车前往关东军情报课据点的照片描述,还加上了宋孝安从工部局警务处内部获取的那份张士与藤田会面的情报。徐百川在电报的结尾以军统上海站站长的身份正式请求局本部批准对陆中和张士同时启动内部安全审查程序。这份电报的副本已经通过军统内部的密件渠道给了戴笠办公室、毛人凤办公室以及局本部督察室,三个收件方会同时看到这份电报,毛人凤即使想要压下来也不可能了——因为戴笠和督察室都已经收到了副本。
郑耀先听完后问了一个关键问题“徐百川有没有在电报里提到韩明远?”
赵简之点头说提到了,而且措辞相当巧妙。徐百川在电报里说局本部督察室专员韩明远即将抵沪接管陆中的调查工作,但鉴于陆中与关东军情报课的可疑联系以及张士与藤田的秘密会面可能涉及到军统内部纪律问题,建议局本部授权韩明远在抵达上海后将调查范围从陆中扩展到张士,以彻底肃清军统上海站内部的亲日派势力。这个建议一旦被戴笠采纳,韩明远就会从毛人凤派来替陆中擦屁股的救火队员变成一把同时砍向陆中和张士的双刃剑——毛人凤不可能同时舍弃两个心腹,但他也无法在戴笠已经收到正式请求的情况下公然阻止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