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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 夜入宪兵队（第2页）

此时距离他离开商行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小时。他必须尽快完成另一项任务——进入审讯区近距离接触张士，面对面确认这个叛徒到底还知道多少东西。他收拾好文件夹走出分析室，沿着走廊回到审讯观察室门口轻轻叩了两下门。山本在里面应了一声，他推门进去，将刚刚整理完毕的审讯要点分析呈交给山本，同时再次以从情报研判角度锁定中共卧底具体身份为由，请求得到授权允许他进入审讯室当面询问张士几个问题，声称有些细节只有亲耳听到对方的回答才能判断其真实性。山本沉吟了片刻，最终点了点头。

佐佐木亲自陪同郑耀先走下楼梯进入一楼审讯区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厚重的铁门，铁门上有窥视孔，里面隐约透出昏暗的光线。门口的宪兵打开铁锁推开铁门，一股混合着血腥味和霉味的湿冷空气扑面而来。张士被铐在铁椅上，双手反剪，脚腕上戴着铁镣，囚衣上血迹斑斑。审讯室没有窗户，只有天花板上吊着一盏裸灯泡，光线惨白刺目。灯泡外围着一圈铁网，网上粘着几只被烫死的飞蛾。墙角放着一桶水和一根橡胶警棍，地砖上有一滩深色的水渍，看不出是水还是血。

张士听到门响抬起肿胀的眼皮，看到走进来的是一个鬼子少佐，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僵硬而戒备。郑耀先在审讯桌前坐下来将文件夹摊开，用流利的日语命令宪兵退下关上门。审讯室里只剩下他和佐佐木，以及铐在铁椅上的张士。

“张士，我是特高课特别调查室田中秀夫。”郑耀先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日语，但他随即切换成了流利的中文，目光透过平光眼镜的镜片直直地钉在张士脸上，“山本课长让我来确认一件事——你在之前的审讯中声称知道军统内部中共卧底的真实身份，但你拒绝说出名字。课长对此已经失去了耐心，他让我来问你最后一次你要么现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和职务，要么审讯到此结束，明天一早移交宪兵队执行死刑。”

张士肿胀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他抬起被铐住的双手擦了擦嘴角的血沫，用一种嘶哑的声音问了一句“你是谁？”

“我的身份不重要。”郑耀先的手指在文件夹上轻轻叩着，节奏平稳，“重要的是你的时间不多了。佐佐木队长已经建议课长对你使用药物审讯，你应该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一旦药物注入你的血管，你会在极度的痛苦中说出一切——然后被扔进宪兵队后院的垃圾堆里。到那时候，你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谈判？”张士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血沫随着哼声溅出来落在囚衣上，眼神里闪烁着某种疯狂的光芒，“你们日本人说话跟放屁一样。李士群当年也是你们的人，他给山本当牛做马这么多年，到头来被你们追了四条街打死在弄堂里。下一个就是我。我说与不说，都是死。既然都是死，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痛快？”

“因为你还有一条活路。”郑耀先将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你虽然没有见过我，但你也许听说过我——特高课特别调查室有一项秘密计划，代号‘换羽’，专门针对愿意与特高课深度合作的前军统和中统人员。你如果愿意成为‘换羽’计划的一员，我可以向山本课长申请将你的死刑暂缓执行，将你转移到特别调查室的秘密设施中，用新的身份继续为特高课工作。你只需要做一件事——说出中共卧底的名字。”

佐佐木在旁边用一种冷冽的目光注视着这场审讯，没有插话。他以为田中少佐使用的是一种标准的审讯策略——先用死亡威胁施压，再抛出活命的诱饵，让对方在极度的恐惧和侥幸之间做出有利于己方的供述。这在特高课审讯课程里是最基础的手法。但他没有看出来，郑耀先真正在做的是评估张士到底知道多少。如果张士真的知道郑耀先是共党，那么他在听到“特别调查室”和“换羽计划”这两个虚构的名词之后，第一反应应该是盯着郑耀先的脸仔细辨认，因为他会觉得这个声音和说话方式很熟悉。但张士没有。他只是用一只手挡住头顶裸灯泡的强光，眯着眼睛用一种纯粹的敌对和警惕打量着面前这个人——像是在看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他不认识化了装的郑耀先。

“换羽计划？”张士喃喃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丁默邨跟我说过，山本有一个专门收容叛逃者的秘密项目。但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诈我？”

丁默邨说过。郑耀先的大脑在捕捉到这个信息的瞬间，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在毫秒之间完成了一次高的逻辑推演。丁默邨对山本的秘密项目知道得这么清楚，说明他跟特高课高层之间存在极为深入的情报交换。而丁默邨把这些信息告诉张士，是在试探张士是否已经动了叛逃的心思——还是丁默邨自己也在盘算着同样的退路？这个线索暂时搁置，但已经存入了他记忆中最重要的那个档案格里。

他压下心中翻涌的思绪，冷峻地继续对张士施压“你知道谁的名字，职务是什么，军统上海站的潜伏人员名单上有多少中共秘密党员——这是你今天晚上要回答的三个问题。每回答一个，我就给你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先告诉我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张士沉默了很长时间。审讯室里只剩下灯泡出的嗡嗡电流声和墙角水龙头滴答的水声。就在佐佐木不耐烦地挪了一下脚正准备开口呵斥的时候，张士终于用嘶哑的声音说出了郑耀先最不想听到——但又早有心理准备的答案。

“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郑耀先。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我手里有一份名单——关东军情报课转给我的疑似中共潜伏人员名单——郑耀先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我调查了他半年，他在好几次行动中的行为模式都跟普通军统特工不一致。清剿行动前他转移了三个安全屋，理由是‘防范关东军情报课袭击’，但转移的时间点巧合到了极致——恰恰在特高课起清剿前的几个小时。还有营救沈逸辰那次，他投入了过常规的兵力，行动规模远必要限度，完全不符合军统行动组的一贯原则。他如果不是共党，那就是有别的秘密——也许同时给关东军情报课和中共两边卖命。至于他是不是，我没有最终结论，但我已经把这份名单交给了陆中。陆中现在应该已经在工部局警务处备案了。”

郑耀先从审讯室出来沿走廊回到分析室，关上门，在铁桌前坐下来，摘下军帽解开领口的第一个扣子。他的手指仍然稳定，呼吸仍然均匀，但后背上已经渗出了一层薄汗，冷冰冰地贴着皮肤。张士没有认出他，但他已经把所有能说的都说了。那份名单现在在陆中手里，陆中已经把它带到了工部局警务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陆中走得那么急——他不是为了躲避军统，而是要把名单交给警务处的外国情报官，通过警务处的渠道将名单扩散到特高课之外的情报圈子里。一旦名单进入公共租界的档案体系，那就不再是军统内部的怀疑，而是所有与工部局有情报合作关系的国际力量都可以查阅的公开材料了。军统、中统、特高课、关东军情报课、公共租界警务处——五个机构都将知道郑耀先被列为中共嫌疑。

但反过来看，张士亲口承认了名单只是一份“疑似”名单，不是证据；他对郑耀先的怀疑在审讯中也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这说明张士对郑耀先的指控从根本上就是建立在推断和巧合之上的，没有任何一份文件、任何一段录音、任何一个证人能够直接证明郑耀先是中共卧底；而陆中之所以投靠警务处，正是因为他也清楚这份名单缺乏最关键的直接证据，所以必须借用外部力量继续深挖。

郑耀先在分析室里快翻阅了审讯记录中涉及丁默邨秘书与张士秘密会面的那几页，将相关页脚做了标记。然后他再次拿起分析室的电话拨了一个内线，要求接宪兵队值班室。他用日语要求值班军官核查宪兵队监区近期的临时羁押记录，查询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所有身份待确认的中国籍女性被捕人员，声称这与“鼹鼠”案件中一名可能的女性交通员有关。几分钟后值班军官回电告知，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宪兵队确实逮捕了三名中国籍女性，其中一人是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交界处被佐佐木的行动队抓获的，被捕时身上携带了军统上海站档案科的工作证件——证件上的名字是徐秋影。

徐秋影在佐佐木手里。这意味着她的被捕不是丁默邨或者陆中在背后搞鬼，而是特高课行动队在某个例行检查或者预伏抓捕中直接抓住了她。郑耀先指示值班军官继续查问这名女性被捕人员的具体羁押位置和审讯状态，然后挂断电话。他必须尽快把徐秋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同时必须抢在特高课的审讯深入之前找到营救她的可能性。但眼下他还不能离开宪兵队——他还有最后一项也是最危险的一项任务没有完成。

他走出分析室重新回到审讯观察室门口，向山本汇报说交叉比对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半，但还需要两份补充资料一份是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活动期间的据点分布详图，存放在特高课本部档案室的资料内；另一份是宪兵队通信课保存的“鼹鼠”与特高课之间的近期通讯记录，存放在宪兵队地下室档案库里，是受控查阅资料，需要课长本人签批。山本皱着眉问了一句要这些旧资料做什么，郑耀先以审讯记录中张士提到了关东军情报课的渗透网络为由，表示与这份通讯记录进行交叉比对可以核实张士是否隐瞒了与关东军情报课之间的秘密联系。山本听后没有多说，在调阅申请单上签了字。

地下室档案库在宪兵队大楼地下一层走廊尽头，厚重的钢制防火门常年上锁，空气里弥漫着防虫樟脑和旧纸张的味道。负责管理档案库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军曹，戴着老花镜在值班室里打盹。郑耀先将山本签字的调阅单递过去，老军曹揉了揉眼睛便从抽屉里取出一把铜钥匙，颤颤巍巍地打开了钢门。档案库里一排排铁制档案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架上密密麻麻地塞满了黄的档案盒，每个盒子上都贴着编号和密级标签。老军曹按编号领着他找到关东军情报课据点分布详图的档案盒之后便回到值班室继续打盹。郑耀先独自站在档案架的阴影里，迅扫视了周围环境确认没有其他人后，找到了通讯记录档案区。通讯记录按月份和联络代号排列，“鼹鼠”的通讯档案盒标注的时间范围是今年三月至十一月，与黑田提供的情报交换记录完全吻合。

他翻开档案盒将里面的通讯记录逐页快翻阅，找到了张士与特高课之间的全部电台通讯底稿——包括报时间、频率、加密方式和内容摘要。这些通讯记录与关东军情报课提供的“鼹鼠”档案完美吻合，可以相互印证，但他今晚来档案库不是为了找这些东西。他继续往档案盒的深处翻，在最底层现了几份被单独放置、标注着“绝密—课长亲启”字样的文件。文件的封皮上盖着特高课和军部宪兵司令部的双层火漆封印，封面上用日文写着“关于76号特工总部内部人员与关东军情报课秘密资金往来之调查报告——绝密。”

打开报告的第一页时，郑耀先的目光在昏暗的灯光下冷得像是凝固的冰。报告详细列出了76号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通过特殊经费渠道向关东军情报课秘密输送资金的全部证据。内容比郑耀先从老孙私账里找到的多出十倍不止，包括多笔大额银行汇款的底单复印件、丁默邨与关东军情报课财务联络人的秘密会面记录，以及一份丁默邨与关东军情报课签署的秘密合作协议的全文副本。协议的核心条款是丁默邨每月向关东军情报课提供固定数额的秘密经费，关东军情报课则以“战后保障”的名义在日本占领区为丁默邨及其家属预留安全居所和政治庇护资格。

这份调查报告的完成日期是两天前。山本两天前就已经掌握了丁默邨通敌的全部证据，但他没有动手——他把这份报告锁在地下室的档案库里，这说明山本不急于清洗丁默邨，而要用这份证据继续控制丁默邨，逼迫他在76号内部替特高课做更多的事。丁默邨现在还能坐在76号主任的位置上，不是因为他隐藏得好，而是因为山本还没到收网的时候。

郑耀先将这份调查报告的每一页都仔细翻拍下来。相机快门细微的咔咔声在空旷的档案库里显得格外清晰，但在厚厚的钢门外老军曹的鼾声中，这点声响完全被淹没了。这份报告将成为他手中又一把悬在丁默邨头顶的利剑——当丁默邨现郑耀先不仅握有绿皮账册和银行汇款凭证，还握有特高课内部对他的完整调查报告时，他将别无选择，只能与郑耀先达成某种程度的同盟。

拍完调查报告后他将所有文件按原样归位，把通讯记录档案盒的系带重新系好放回架子上，然后带着关东军情报课据点分布图的档案盒走出了地下室档案库，将铜钥匙还给老军曹，在老军曹的调阅登记簿上签了字，沿着楼梯回到了一楼。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下脚步摘下军帽，用袖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是他今晚第一次让自己流露出片刻的真实情绪。徐秋影被关在宪兵队监区，张士的供词虽然缺乏实证但已经指向了他，丁默邨的秘密调查报告就在他的相机胶卷里，而这一切都生在这栋被探照灯和重机枪层层包裹的灰绿色大楼里。他像一个孤身走入狼窝的人，在狼群的注视下翻检着它们的秘密，每一秒钟都在刀尖上行走。

天色快要亮了。东边的天际线已经从深黑色变成了一种极淡的青灰色，宪兵队院子里的探照灯仍然在缓缓转动，但光柱的亮度已经被晨曦稀释了不少。郑耀先回到分析室将审讯记录和据点分布图摊在桌上，花费最后四十分钟完成了一份形式完整但实质内容经过周密过滤的交叉比对分析报告，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审讯记录与情报研判数据之间的技术性联系，唯独完全不触及其中涉及的所有敏感情报的人员去向，也没有对张士的个人行为做任何不利于军统内部的情报关联补充。他用专业术语构建了一份在军事文书格式上无懈可击、但在情报实战价值上被精心掏空的文件。

早上六点整，他将报告呈交给山本办公室值夜班的机要参谋，申请了正式的公文递送登记后，以“特别调查室另有任务”为由离开了宪兵队本部。当挂着特高课牌照的黑色轿车驶出宪兵队大门拐上狄思威路时，郑耀先从后视镜里看着那栋灰绿色的大楼渐渐隐没在晨雾中，将后脑勺靠在座椅头枕上。轿车在清晨空旷的街道上疾驰，穿过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进入法租界，最终在商行后门对面的巷口缓缓停下。郑耀先脱下鬼子少佐的军装换上自己的便服，用湿毛巾擦掉脸上的肤色蜡，将平光眼镜和假证件收进公文包的夹层里。在商行三楼的楼梯口，一夜未睡的宋孝安正握着一份刚译出的电报纸，手微微抖。他说张士供出的七名潜伏人员中，有五人已经确认安全撤离原住所，但另外两人——军统上海站闸北情报组的正副组长——于今天凌晨四点被特高课行动队同时破门逮捕，其中一人在抵抗中当场中弹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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