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会去的。”穆雄说。
他挂断电话,拿起桌上的笔记本,翻到第一页。
那是他在疫情开始前写过的一句话
“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治病,而且是见证苦难,并保持沉默。”
但现在,他不想保持沉默了。
姆帕瓜小学的空置率又增加了。
不止空置——是“消失”,彻底的消失。
露西亚老师的班级从二十三人变成了十四人。
整整九个孩子走了。没有人知道自己将去看什么。家长们有的死于艾滋病,有的死于疟疾,有的死于吸毒过量,有的死于霍乱。孩子们失去监护人后无处可去,有的投靠远亲,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直接被社会福利部门带走——而社会福利部门已经彻底瘫痪。
露西亚站在讲台上,下面的孩子只有十四个了。
这些孩子的脸她认得——有的已经有烧迹象,有的已经在咳嗽。她要努力地看清楚他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也会从她的教室里消失。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讲梦想。”她说,“你们长大后想做什么?”
沉默。
一个女孩举手“老师,我妈妈说我活不到长大。”
教室里安静得可怕。
露西亚张了张嘴,想说“不,你会长大的”,但这话堵在喉咙里,吐不出来。
因为她知道那个女孩的母亲说的是事实。
在纳米比亚,在博茨瓦纳,在这个被毒品、艾滋病、疟疾和气候灾害撕裂的南部非洲,孩子们的未来不是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
他们活在当下——如果他们能活在当下的话。
“那么,”露西亚轻声说,“我们来讲一个关于明天的故事。”
“好不好?”
没有孩子回答。
教室里只有咳嗽声,轻轻地震动着挂在墙上那张掉了色的世界地图。
尾声
一年后。
纳米比亚,温得和克。卡图图拉贫民窟。
玛丽亚的小卖部已经关了。铁皮门用一条生锈的铁链拴着,门板上用粉笔写着“搬迁”。没有人知道她搬到了哪里,也没有人打听。
三个月前,她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两个孩子。坦杜维死于胶水,一岁的小儿子莱拉死于疟疾。她的第三个孩子十二岁的肯尼被社会福利部门带走——不是因为她虐待孩子,而是因为她的艾滋病作,孩子无人照顾。
玛丽亚最后在街头消失了。有人说她去了奥希科托的农村老家,有人说她去了沃尔维斯湾的渔村,也有人说她在温得和克某个角落的胶水瓶里找到了“红”。
没有人去找她。
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忙着活着,忙着死去,忙着用胶水瓶里的液体填满自己肺里最后一口气。
门板上粉笔褪了颜色,字迹模糊。
一年前有人在那里写着“胶水1o元”,现在只能隐约看见模糊的笔迹。
风从沙漠吹来,把铁皮门吹得咣当作响。
夕阳西下,影子拉长。
又一个孩子在街角坐下,拧开一个散着刺鼻气味的塑料瓶。
世界照常运转。
雨,终究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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