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
久到手机手电筒的光开始变暗了,久到我的腿彻底从麻变成疼又从疼变成没有知觉,久到楼道里传来楼上那户人家关电视的声音、洗漱的声音、关灯的声音、整个世界一点一点安静下去的声音。
然后她转过身,走回了卧室。
我以为是去放画的。
但她没有出来。
我等了大概十分钟,在黑暗里听着她的脚步声在卧室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听到了一些细微的声响——纸张翻动的声音、塑料袋子窸窸窣窣的声音、什么东西被折叠的声音。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但我没有跟进去。我只是蹲在客厅那个满是灰尘的地板上,看着那道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的光一点一点地变细、变暗、变成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线。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她把墙上所有的画都取了下来。有些用浆糊粘得太久了,扯下来的时候撕破了纸面,扯破了那些空白的脸、那些千奇百怪的脸、那些不是他的脸。她把它们一张一张地叠好,放进了那个装瓜子壳的塑料袋里。
然后她把那张画着她终于记起来的脸的那张画,放进了相框里。
那个花环,她没有收起来。
她把它留在了桌上,留在那个已经落了一层灰的《鸡西晚报》旁边。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她的电话。
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号码的,但我不意外。鸡西就这么大,一个人想找另一个人,总有办法。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你家有银杏树吗?”
后来我才知道,陈默生前住的小区楼下种了一排银杏树。他等她的那个晚上,是五月初,银杏叶还没黄。他一直想和她一起看一次秋天的银杏叶。他说,等到树叶全黄了落了,就在那地上铺一层金灿灿的地毯,她要穿那双左脚比右脚磨损多一点的棉鞋踩上去,他在前面给她拍照。
但他没有等到那个秋天。
两年后的秋天,她站在了紫薇家园的阳台上,怀里抱着一棵她从我这里移栽过去的、小小的银杏树苗。
我站在楼下,仰着头看她。
她站在阳台上,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她的脸藏在阴影里。但我看到她抱着那棵银杏树苗的样子,她抱着它,像抱着一个人。不是死人,不是活人,不是影子,不是魂魄。就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下班回家会在玄关换鞋的、会在秋天的银杏叶里给她拍照的、会在生日那天喝了一斤白酒、走在没有路灯的路上、满脑子想着喜欢的姑娘的人。
阳光很好。
五月的风把杨絮吹得漫天飞舞,像一场迟到太久的雪,落在她阳台上那棵小小的、还没扎下根的银杏树苗上。
我从兜里掏出那颗早就化了糖的糖,嚼了两下。
右眼皮翻上去。
我还想再看一眼陈默。
但他不在了。
他走了,像刘大爷走进墙壁一样,像那些人走进我不知道的那个世界里一样。
他走的时候,脸上的遗憾没有了,那种被掏空的感觉没有了,那双透明的玻璃珠一样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但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有了,又被放下了,又被放平了,又被轻轻地、妥帖地、像叠一件洗干净的衣服一样,叠好,收起来,放在了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那个地方,她花了两年,终于找到了入口。
楼下,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把铁锹,开始在那片空地上挖坑。
银杏树的根系不深,但很广,需要在它周围挖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让那些细细的、密密麻麻的根须能够舒展开来,找到泥土里最合适的那一个角落,悄悄地、慢慢地、不惊动任何人的扎下去。
她挖得很慢。
左脚比右脚稍微重一点。
每一次铁锹插进泥土的声响都很轻,很轻,轻得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耳边说了一句话,一句早就该说、说了很多遍、但永远不嫌多的话。
我转过身,往家走。
我妈站在单元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一把韭菜。
“今天的韭菜新鲜,”我妈说,“晚上包饺子?”
我说好。
走进楼道的时候,我的右眼皮自己翻了一下。
我没有在吃东西。
但我看到了楼道里站着一个影子。
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袄,头扎成低马尾,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半袋瓜子壳。她站在一楼到二楼的拐角处,看着楼道里那扇小窗户透进来的光,脸上有一种很安静的表情。
像累极了的人终于躺在了柔软的床上。
我认识她。
我在那间没有光的卧室里的墙上见过她,在那些千奇百怪的脸中间,在那些不是他的脸中间,有一张画上画的就是她。一个蹲在路边的人,弯着腰,伸着手,去够一个躺在地上的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