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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3章 九子天魔上（第3页）

我最终没有考上研究生，也没有离开这座城市。我在一家证券公司找到工作，从普通分析员做到投资总监。我买了房子，不大，但足够一个人住。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修理水管，学会了一个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技能。

朋友给我介绍过对象，我都婉拒了。父母催婚，我就以工作忙为借口推脱。我不是在等她，我只是无法再爱上别人了。心里的那个位置，十年前就被掏空了，留下一个黑洞，吞噬着所有试图靠近的情感。

十年间，这座城市的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们曾经租住的老街区被拆除，建起了购物中心。母校扩建了校区，我们初遇的那个拐角已经不复存在。时间像一条奔流的河，冲刷着一切痕迹。

但我还记得。记得她眼睛的颜色，记得她头的香气，记得她笑时左边脸颊有一个浅浅的酒窝。记得她怕冷，冬天总是手脚冰凉。记得她吃辣会流眼泪，但还是馋麻辣火锅。记得她喜欢在雨声中睡觉，说那是世界上最安宁的声音。

记忆是一种惩罚，让你在时间的长河中逆流而上，一遍遍重温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瞬间。

2o26年1月18日，星期日。我加班到晚上九点，从公司出来时，天空飘起了细雨。我懒得开车，决定步行回家。穿过商业区，拐进一条小巷，这里是城市繁华背面的阴影，聚集着各种地摊和小贩。

一个卖手工艺品的地摊吸引了我的注意。摊主低着头，长遮住了大半张脸，正专心致志地编着一个中国结。她的手很巧，红线在指间翻飞，像一只灵巧的蝴蝶。

我蹲下来，想挑个挂饰挂在车里。这时，摊主抬起头来问“先生要看什么？”

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

那是一张被严重毁容的脸，右半边布满了扭曲的疤痕，像是被火烧过，又像是被利器划过。左眼睑微微下垂，嘴角有一道狰狞的裂口。但那双眼睛——清澈的、能看见倒影的眼睛——我死也不会认错。

“小蕾？”我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

她的身体猛地一震，手中的中国结掉在地上。有那么几秒钟，我们就这样对视着，雨丝在我们之间织成一张细密的网。然后她突然站起来，转身就跑。

“小蕾！”我追上去。

她在狭窄的巷子里狂奔，我跟在后面。十年的疑问、十年的痛苦、十年的思念在这一刻全部爆出来。我不能让她再消失，不能再失去她第二次。

她跑进一栋破旧的居民楼，我跟了上去。在四楼的一扇门前，她颤抖着掏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孔。我抓住她的手腕，力道大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看着我。”我说，“告诉我，为什么？”

她不再挣扎，肩膀垮了下来，像一只被抽去骨头的玩偶。钥匙从她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出清脆的响声。

“进来吧。”她终于晃过神，捡起钥匙，打开门，低声说。

房间很小，比我们大学时租的那个单间还要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简易的灶台，墙上贴满了旧报纸。唯一的窗户用塑料布封着，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药味。

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我走过去，轻轻扳过她的身体。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些伤疤更加触目惊心。我想触摸她的脸，手伸到一半却停住了。

“生了什么？”我问，声音轻得像怕惊碎什么。

她抬起那双依然清澈的眼睛，泪水顺着疤痕的沟壑流下。

“尹华，”她说，“我从来没有停止爱你。从来没有。”

第五章真相的伤疤

那一夜，小蕾向我讲述了十年前生的一切。

她的家乡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住在父亲单位分的职工楼里。大四那年春天，县里开始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他们家的楼被划入了拆迁范围。

“补偿款很低，大部分进了贪官的腰包。”小蕾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整栋楼的住户都不愿意搬，组成了维权小组，我爸爸是组长。”

拆迁队开始用各种手段逼迫住户搬离断水断电，半夜砸门，在路上堵人恐吓。小蕾的父母坚持不搬，坚信法律会给他们公道。

“毕业前一个月，我接到妈妈的电话，说爸爸被打伤了，躺在医院里。”小蕾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白，“我请假不是和同学见面，是回老家，我看见爸爸头上缠着绷带，妈妈眼睛哭得肿得像核桃。他们说，是拆迁队的人干的。”

小蕾在家照顾父亲期间，拆迁的威胁日益加剧。就在她面试期间，她接到母亲的紧急电话，说拆迁队要强拆了，让她千万别回来。

我知道我必须回去，但我爱你，我知道你的脾气，我害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我……不辞而别……

“我回到家。”小蕾的声音开始颤抖，“我看见挖掘机就在楼下，父母和几个邻居挡在前面。我冲过去想拉走他们，就在这时……”

她停了下来，呼吸变得急促。我握住她的手，冰凉得像冬天的铁。

“挖掘机突然动了，”她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场景，“我爸妈被卷进履带下面。。。我就在几米外的地方看着。。。”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她压抑的啜泣声。

“他们死了，当场就死了。”她睁开眼睛，泪水已经干涸，只剩下空洞的绝望，“警察来了，说是操作失误，司机被拘留了。但我看见拆迁队长给警察递烟，他们有说有笑。”

小蕾开始上访。从县里到市里，从市里到省里。每一级都互相推诿，每一个接待窗口都面无表情。有人暗示她，开商背后有市领导的关系，告不赢的。

“我知道官匪一窝，”她说，“但我不能放弃。那是我爸妈，他们死得那么惨，连个公道都讨不回来吗？”

一天夜晚，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警告她如果再上访，下一个死的就是她。

“我不怕死，”小蕾看着我，“但我最怕连累你，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剩下的亲人了，我想等事情解决了再回来找你，”她抚摸着自己脸上的疤痕，“我去了更高一级，在信访部门前跪了三天。第四天，来了几个自称是老家派出所的人，说接我回去解决问题。”

她不信，他们就将她强行拖上车，他们给她灌了水，她很快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四个人，穿着警服。他们说，让我长点记性，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他们强奸她，殴打她，用烟头烫她的脸，用刀子划开她的皮肤。最后，他们把她的头按进一桶化学液体里。

“我假装死了，”她说，“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扔在郊外的垃圾场。一个捡垃圾的老奶奶现了我，把我送到小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