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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2章 南梁尚书令谢举 麈尾在手天下我有南朝清谈的兴衰（第1页）

序幕建康城最后的体面人

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建康城。

台城被围，饿殍遍地。曾经纸醉金迷的帝都，此刻弥漫着腐肉与绝望的气息。文武百官，有的爬上城墙劝降，有的趴在地上啃树皮，有的已经偷偷换了庶民的衣服，准备随时开溜。

而在尚书省的廨舍里，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正襟危坐，衣冠整洁，面容平静。他的名字叫谢举，是这座围城里最尊贵的囚徒，也是这个即将倾覆的王朝最后一任尚书令。

他这辈子，见过太多。见过祖父谢庄笔下那轮照耀千里的明月，见过伯父谢朏与哥哥谢览相继坐上的中书令宝座，见过昭明太子眼里的光，见过任昉临别时那双苍老而期许的眼睛，见过他自己拒绝了一辈子的俗务，最终却被命运推到了风暴中心。

此刻，外面是侯景叛军的喊杀声，是饥民抢食的哭嚎，是一个王朝分崩离析的巨响。但这一切，似乎都与他无关。

他只是安静地坐着，仿佛只是一场寻常的清谈，结束前的片刻沉默。

这就是谢举，建康城最后的体面人。

第一幕顶级投胎技术——出生在谢家是什么体验？

在南北朝那个讲究门阀的时代，投胎绝对是个技术活，而谢举的投胎技术，堪称满分。

谢举，字言扬，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在南朝，陈郡谢氏是顶级门阀。谢举的亲生父亲叫谢瀹（也写作谢綍），是谢朏的弟弟，谢庄的第五子。这位谢瀹先生在南齐做到的最高官职是吏部尚书，跟谢朏的宰相级配置比起来，确实差了那么一截。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王有养、炬，谢有览、举。”养和炬是王筠、王泰的小字，览和举就是谢览、谢举兄弟俩。这是梁朝老百姓自编的顺口溜，相当于当时的朋友圈热搜话题。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是南朝最顶尖的两大门阀，能被拿来做这两家的“下一代代言人”，谢举和他哥的分量可想而知。

顺便说一句，谢家的“官职基因”之强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属罕见。祖父谢庄在刘宋官至中书令，加金紫光禄大夫；伯父谢朏在梁朝官至侍中、司徒、尚书令；父亲谢瀹在南齐官至吏部尚书；哥哥谢览在梁朝官至吏部尚书，卒赠中书令。而谢举本人，后来三次出任吏部尚书，最终官至尚书令。从祖父到孙辈，谢家连续三代有人执掌吏部，史书专门盖章认证“前代未有也。”这就像一个家族连续三代有人当中央组织部部长，你说吓人不吓人？

更气人的是，谢举的才华不是吹出来的，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十四岁那年，他写了五言诗送给当时的文坛泰斗沈约。沈约是“永明体”的创始人，南朝的文学裁判，相当于今天中国作协主席兼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沈约读了谢举的诗后“称赏”，也就是点赞加转加评论“后生可畏”。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写的诗能让文坛领袖说好，大概相当于今天一个初中生写了篇作文，莫言亲自微博夸“这孩子有前途”。

谢举的哥哥谢览有一次在梁武帝面前评价弟弟，说了句流传千古的话“识艺过臣甚远，惟饮酒不及于臣。”翻译一下我弟弟的才华甩我八条街，就是酒量不如我。梁武帝听了大悦。这句话妙在哪里？它既是自谦，又是炫耀；既捧了弟弟，又展示了自己的豪爽。这种高级凡尔赛，是门阀子弟的祖传技能。一个吏部尚书在皇帝面前说“我不如我弟弟”，皇帝听了只会觉得这家风好、兄弟和睦、谦虚有礼。

谢举起家官是秘书郎。这个官在南朝是专门为顶级门阀子弟设置的起家之阶，相当于今天的“定向选调生”，进了这个系统，前途就已经铺设好了。随后他一路升迁太子舍人、秘书丞、太子庶子、家令，掌东宫管记。“掌东宫管记”意味着太子东宫的所有重要文书都出自谢举之手。更关键的是，他“深为昭明太子赏接”，得到了昭明太子萧统的深度赏识和亲密接待。

昭明太子萧统，主编《昭明文选》，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文总集，地位崇高无比。萧统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后世有“东宫十学士”之说，谢举的名字常被后人列入其中。虽然《梁书》本传未明确记载“十学士”的名号，但谢举掌东宫管记、深为昭明太子赏接是确定无疑的史实。可以合理推测，他一定是昭明太子文学集团的核心成员。

秘书监任昉出京担任新安郡太守时，写了一诗向谢举告别，其中有这样两句“讵念耋嗟人，方深老夫托。”任昉是当时文坛的领袖级人物，和沈约齐名。一个文坛大佬，离开京城时专门写诗给一个年轻人，说“我对你寄予厚望”，这个规格有多高，不言自明。《梁书》原文写“其属意如此”，一个“属意”包含千钧重量。

所以谢举的出场配置是家世顶级、才华横溢、文坛泰斗认证、太子赏识、皇帝关注。如果这是一款人生模拟游戏，谢举的初始属性面板大概是门第1oo、才华95、人脉9o、颜值（史书未载但可以合理推测不低）、运气85。唯一低于平均值的属性可能是“酒量”——他哥帮他曝光了。

第二幕清谈界的王者，佛学圈的顶流，一个让北朝学者心服口服的男人

谢举身上最鲜明的标签，不是他的官职，而是他的学问。《梁书》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博涉多通”。这可不是滥竽充数的“博”，而是有重点、有深度的“博”。他主攻的方向是玄理和佛学——“尤长玄理及释氏义”。

玄理是什么？就是魏晋玄学，讲《老子》《庄子》《周易》那套深奥的哲学。释氏义就是佛学理论。在南北朝，这两门学问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必修课，相当于今天一个学者同时精通西方哲学和量子力学。能同时在这两个领域达到顶尖水平，放眼整个梁朝也没几个人。

清谈，是魏晋南北朝士大夫的顶级社交活动。它不是我们今天茶余饭后的闲聊，而是一种高强度的智力竞技。参与者围绕玄学命题展开辩论，讲究言辞犀利、逻辑严密、风度翩翩。赢的人名扬天下，输的人可能一辈子抬不起头。这玩意儿有点像今天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加上Ted演讲再加上脱口秀的混合体，但你还得穿着宽袍大袖，手里拿着麈尾，一边挥一边说，姿态要优美，表情要淡定，哪怕被人驳得体无完肤也要面带微笑。

有个故事最能说明谢举的清谈实力。当时有一位从北方来的学者叫卢广，精通儒学，担任国子博士——当时最高学府的教授，约等于今天的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卢广在学馆里开讲座，排面极大仆射徐勉带着朝中高官全部到场旁听。徐勉是梁武帝的席辅臣，位高权重，他都来捧场，可见卢广的学术地位。

然而谢举来了。他“造坐”，也就是到场入座，然后开始和卢广辩论。“屡折广”，三个字，道尽了现场的精彩——一次又一次地驳倒卢广，不是侥幸赢一次，是连续击败。而且“辞理通迈”，言辞和义理都通达高远，赢得毫无争议。

卢广的反应堪称大家风范。他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深叹服”，深深地感叹佩服。然后他做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把手中拿的麈尾赠给了谢举，“以况重席焉”。这个动作相当于一个武林高手在比武之后，把自己的宝剑送给了对手，当众承认你才是真正的盟主。

麈尾这个东西，需要多说两句。它是清谈家的标志性道具，用麈（一种大鹿）的尾毛制成，类似拂尘但又不是拂尘。清谈时手持麈尾，讲到精彩处挥动一下，既有风度又能增强气势。拥有一把好麈尾，就像今天一个电竞选手拥有定制键盘和鼠标，是身份的象征。卢广把自己的麈尾送给谢举，等于把清谈界的“权杖”交了出去。《南史》补充了一个细节卢广送的不仅仅是麈尾，还有斑竹杖和滑石书格，凑成了“清谈三件套”。谢举一举赢得全套装备，这战利品的丰厚程度令人咋舌。想象一下那个场景谢举拿着卢广的麈尾、拄着卢广的斑竹杖、用着卢广的书格，走到哪里都等于在说“这是卢广送的”——这成就感得多大。

清谈厉害就算了，谢举在佛学上的造诣更让人叹为观止。他担任晋陵太守期间，经常和僧人们轮流讲解佛经，“递讲经论”四个字很有意思——“递讲”是你讲一段我讲一段，不是单向的布道，而是双向的交流。这说明谢举不是以一个官员的身份去听经，而是以学者的身份参与讨论，水平得到了僧人的认可。

最夸张的是，连隐居在虎丘山的着名隐士何胤都专程赶来听讲。何胤是南朝着名的学者和隐士，早年也做过官，后来辞官隐居，专心研究佛学和儒学，德高望重，平时住在苏州虎丘山，轻易不下山。结果听说谢举在晋陵讲经，这位老先生居然“自虎丘山赴之”——专门从苏州跑到常州来听课。《梁书》用了“其盛如此”四个字来形容，那场面大概相当于今天一个市长开了个佛学讲座，结果季羡林先生从外地专门跑来听，还坐在第一排记笔记。

你想，谢举的身份是晋陵太守，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白天要处理政务，断案理事，晚上还要和僧人们讲经说法，而且讲到能让何胤这种级别的学者亲自下山来听，这时间管理和学术水平都达到了什么境界？换作今天，这大概就是一个地方一把手，白天开常委会讨论经济展和民生保障，晚上在本地论坛上写哲学文章，然后北大哲学系的退休教授看了文章，专门坐高铁来参加他的读书会。

更关键的是，这件事说明谢举是真正的“玄佛双修”。魏晋时期玄学和佛学有合流的趋势，高僧和名士之间交流频繁，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达到顶尖水平的并不多见。谢举能够和僧人“递讲”，说明他懂佛学；能让何胤来听，说明他讲得好。这份功力，放在整个南朝也是第一流的存在。

所以，谢举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大致是这样的清谈界，他是公认的盟主级人物，北朝来的儒学大师都甘拜下风；佛学圈，他是能让顶级隐士下山听课的学者型官员；玄学领域，他“尤长玄理”，是正宗的魏晋玄学传人。在梁朝的学术圈里，谢举是当之无愧的顶流，粉丝遍布朝野，从昭明太子到隐士何胤，从秘书监任昉到国子博士卢广，不同圈层的人都被他的才学所折服。

第三幕三任吏部尚书——一个“前代未有”的制度史奇迹

如果说清谈和佛学展示的是谢举的文人气，那么三次担任吏部尚书，则体现了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分量。

吏部尚书是什么概念？简单说，就是中组部部长兼人社部部长。在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体系中，吏部尚书掌握着天下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权，其重要性甚至过丞相。因为丞相管的是政务，吏部尚书管的是人事——谁能当官、谁升谁降、谁调去哪里，全凭他一句话。这个位置，向来是各大门阀争夺的焦点，也是皇帝最关注的位置。能当一次吏部尚书已经是极大的荣耀和信任，能当两次是稀世罕见，而谢举，当了三次。

《梁书》原文记载“举祖庄，宋世再典选，至举又三为此职，前代未有也。”这句话可以视作史官的一声惊叹。翻译过来就是谢举的祖父谢庄，在南朝宋两次掌管选官，已经被认为是天大的荣耀；到了谢举这里，居然三次担任吏部尚书，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前代未有也”五个字，是史官盖下的认证戳——这是制度史上的纪录，是写入历史的大事。

谢庄两次典选、谢举三次任职，祖孙两人加起来五次掌管天下官员的选拔。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南朝官员的升迁沉浮，都或多或少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谢家掌握了人事系统的高级权限。这种门阀政治的极致体现，在谢举身上达到了顶点。

谢举的三次吏部尚书任期分别在普通四年、普通六年和大通二年。仔细看这个时间线，密集到什么程度？普通四年当了一次，因为“公事”被免职；普通六年又当了一次；大通二年，第三次上任。短短五六年之内，三进三出吏部，免了又起，起了又免，免了再起。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