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若昀沉默了一会儿。
“隆先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对方是一个以举报开商为业的公益组织,跟他们接触,等于把把柄递到他们手上。”
“他们不是在‘举报开商为业’,”隆复生说,“他们是在做环境监督。这两者有本质区别。如果他们现我们真的在做彻底修复,他们会成为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
方若昀又沉默了一会儿。
“我请示一下陈总。”
十分钟后,方若昀回了电话。
“陈总同意了。但他有两个条件第一,会面地点不能在锦诚的办公室;第二,全程录音。”
“可以。”
会面安排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地点是城东地块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开在一个老小区的底商里,装修简陋,但咖啡意外地好喝。隆复生提前半小时到了,点了一杯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
来的人有两个。一个叫林晚棠,是“城市生态观察”的起人,三十出头,扎着马尾辫,穿一件印着“守护蓝天”字样的卫衣,素面朝天,但眼睛很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葡萄。另一个叫程一苇,是组织的技术顾问,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男人,背着一个大大的登山包,里面装满了各种检测设备。
林晚棠坐下来,没有寒暄,直接开门见山。
“隆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以前在投资公司做合伙人,现在做独立顾问。锦诚聘你来评估这块地的环境风险。我们想知道,你的评估结果是什么。”
隆复生没有急着回答。他先从包里拿出一份报告,推到林晚棠面前。
“这是我做的补充勘探报告。原始数据、采样点位、检测方法、实验室报告,全部在里面。”
林晚棠和程一苇对视了一眼,显然没有预料到他会这么直接。程一苇拿起报告,快翻阅起来。他的阅读度惊人,几乎是一目十行,但每一页都会停留几秒,似乎在核对什么。
“你们的监测井打到了十五米?”程一苇抬起头。
“对。七号井下游方向的那口井打到了十五米,确认污染物进入了第二含水层。”
“修复方案呢?”
“土壤和地下水联合修复。污染土壤全部清挖外运处置,地下水用原位化学氧化加抽出处理。修复工期预计十二到十四个月,总成本四亿两千万。”
程一苇的手停了下来。他看着隆复生,目光里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神色。
“四亿两千万?锦诚同意了?”
“陈百川已经在方案上签了字。”
林晚棠也愣住了。她端起咖啡杯,又放下,似乎在消化这个信息。
“隆先生,”她说,“你知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了什么吗?我们了举报信,了调查报告,我们对锦诚的批评非常严厉。你现在把这些东西给我们,不怕我们——”
“怕你们什么?怕你们继续举报?”隆复生微微摇头,“林女士,你们举报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污染得到治理,对吧?现在污染正在被治理,而且是以最高标准在治理。你们的举报,客观上推动了这件事。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应该感到欣慰。”
林晚棠的眼眶忽然红了。她迅低下头,假装在搅拌咖啡。
“你不了解,”她的声音有些哑,“我们做这件事,被多少人骂过。有人说我们是敲诈勒索,有人说我们是蹭流量,有人说我们是极端环保分子。我们出去的每一份举报信,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做。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些开商到底会不会认真对待。很多时候,我们举报了,对方一个声明,然后就石沉大海了。我们不知道污染到底有没有被治理,我们只能不断地举报、不断地追问,直到把自己变成别人眼中的疯子。”
隆复生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她。
“你知道吗,”林晚棠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目光很坚定,“我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化工厂旁边。那条河从我记事起就是黑色的,河面上漂着白色的泡沫,空气里永远有一股烂鸡蛋的味道。我妈妈在我十二岁那年得了白血病,三年后就走了。我不知道那跟污染有没有关系——也许没有,也许有。但我不想让更多的孩子经历那种不确定。那种不确定,比任何一种确定的痛苦都更折磨人。”
咖啡馆里很安静。背景音乐放着一隆复生不认识的民谣,吉他声像流水一样淌过每个人的耳朵。
“林女士,”隆复生说,“我有个提议。”
“什么?”
“锦诚的修复工程,你们可以全程监督。我给你们开放工地的全部监测数据,你们可以随时取样检测,随时布独立的监测报告。如果现任何问题,你们可以随时举报。”
林晚棠瞪大了眼睛。
“你——你说真的?”
“真的。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们的监督报告,要客观、公正、基于数据。不能为了博眼球而夸大事实,也不能为了配合我们而隐瞒问题。你做的每一份报告,都要对得起你妈妈。”
林晚棠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用手背胡乱地擦了一下,点了点头。
“好。我答应你。”
程一苇在旁边沉默了很久,这时候忽然开口了。
“隆先生,”他说,“我做了十年的环境检测,见过太多的‘修复工程’。说实话,我一开始是不信任你的。但现在——”
他站起来,伸出手。
“现在,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不是给锦诚,是给你。”
隆复生握住他的手。那只手粗糙、有力,指尖有常年接触化学试剂留下的淡黄色痕迹。
“谢谢。”隆复生说,“我不需要机会,我需要真相。”
六暗处不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