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风沙更大了。远处传来解放军的晚点名,声音异常洪亮。
“收到。”
那边挂了电话,立时有人好奇凑上来,“何方神圣?”
“西北打过来的,还能是谁?”
“自然是郎部长。黎将军太太,首长夫人了。”
彼时郎应尧站在窗前,望着院子里那几棵被风沙磨砺得矮而粗壮的白杨树。
不由握紧了手里那串已经盘得发亮的紫檀念珠,指节微微发白。
她想起左礼怀胎时拉着她的手笑,说孩子的名字她都想好了,就单字一个冕。
那个午后的阳光,太温柔。
左礼希望之后的孩子,都会跟自己姓。
而这是当然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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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
黎冕十一岁了。
她没有死在襁褓里,没有死在阜外医院的手术台上。
但那颗心脏上的缺口宛若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贯穿了她的整个童年。
也时时切割着所有人的心脏。
左礼因为焦虑黎冕的病情被折磨得神经虚弱,直到又一次昏倒在饭桌上,郎应尧才不得不意识到一个事实:
那个该死的遗传病,跳过了她的小姨,跳过了她的丈夫,跳过了她的长男,
却偏偏选中了她视如珍宝的小女儿。
也不知那个白化病的孩子,还有她的两个妹妹心里是否也早已埋下父族原罪的种子。
听上午值班的保洁哭诉,黎二小姐总是添麻烦,滚烫的热油也敢往婴儿和幼猫上泼,性子格外暴躁,根本说不得一句。
想来那遗传病在黎彦身上已经有了征兆。
黎冕身子虚弱,郎应尧让人多加照看。
幸亏黎彦的暴戾面对姐姐尤为收敛,黎冕性子很温和包容,有时甚至能看见黎彦照顾她,给她念书听。
这又让郎应尧觉着自己看错了,或许黎彦并没有精神病。
而最小的孩子黎书然被亲生父亲带去了奥地利,现在恐怕已经在维也纳安定下来。
黎家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所有人的注意力基本都在黎左礼和黎冕身上,还要管教黎彦,黎书然被带走兴许是种幸运。
左礼状态越来越差,每天忙完公司,深夜还要操心孩子。抱着黎冕以泪洗面,有时又突然狂躁,摔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