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拍摄了空置的证物柜视频照片,并确认最后经手人——正如所料是卓成雄。
朱检察官长久凝视那个名字,未发一言。每当他亲眼验证真相时,那份沉重我始终不敢揣度。为转移注意,我翻出存在手机里的法医联系方式。
“我马上约法医。虽未对吴子贤丈夫尸检,至少该见见验尸人。记得他还在本厅附近任职。”
“嗯。既然去本厅,顺便查老医生锥杀案的证物。”
“明白。”
所幸两案时间相近证物集中,省去不少工夫。
我们真正想要的证物只有一件:老医生的手机。
想确认吴子贤丈夫联系其妇产科主治医的证据。可惜手机已不在。
吴子贤丈夫按病死处理无法查验遗物,老医生家属成为最后希望。朱检察官将残缺的证物归位时问:“老医生未婚无子女,还有亲属吗?”
我快速回忆案卷:“有个妹妹。”
“记性真好。得联系见面。”
“今天恐怕赶不回支厅了。”
“没办法。”
他点头认可。
联络工作依旧由我负责。公务时我们严守上下级界限,谁都不会逾越。作为忙内,即便前辈不吩咐也会主动揽杂活。
老医生的妹妹一次就联系上,且仍居丹贤市,约定傍晚见面。
必须在今日厘清所有疑点,才能为明日可能的搜查明确方向。若申请顺利,搜查令签发就在明天。
“出发吧。”
“是。”
我们第二次坐进车里。
现任法医办公室堆满医学与犯罪学书籍,白大褂浸着特殊药水味。
朱检察官与年迈法医握手递上名片:“丹贤支厅刑事一部朱泰善检察官。”
“您好。”
交换名片后我们在办公桌前落座。
法医从抽屉取出牛皮纸档案袋,戴上插在口袋的老花镜。他抬眉紧盯小字的样子,像在筛选能出示的内容。
“接到联络后找了找,幸好资料还在。有些照片没附在报告里。”
粗糙手掌将档案袋推来。朱检察官快速浏览后开口:“当时是按病死处理的?”
“是的。简单检验没发现药物痕迹,也无外伤。”
我们对视一眼。他按事先商量好的向法医坦白推测:“报告只能写确认的事实。我们想听您说报告里不能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