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告诉她,往后榛子坊就照这个火候炒。”
那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凌晨三点二十分,李二虎从二道沟打来电话,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板。
杨振庄放下话筒,在炕沿边坐了很久。
王晓娟把继业抱到东屋,回来时看见丈夫还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根赵老蔫用过的鹰杆。
榫头重新打磨过,楸木杆身被他盘的溜光。
他把鹰杆立在墙角,跟老套筒猎枪并排放着。
“他爹……”王晓娟轻声喊。
杨振庄站起来。
“我去合作社。”他说,“老蔫叔的灵堂,就设在展览室。”
灵堂设在合作社展览室,是杨振庄定的。
有人说不合规矩——灵堂哪有设在合作社的?该设在二道沟老宅子才对。
杨振庄没解释。
他把那副二十三岔的犴角展柜挪到正中央,玻璃擦得一尘不染。犴角下面铺了黑布,黑布上摆着赵老蔫用了一辈子的烟袋锅、那根新做的楸木拐杖、还有一盘翻录好的磁带。
录音机开着,赵明哲沙哑的嗓音在屋里低低回响。
“……鹰不认狠人,只认稳人……”
三嫂刘翠花带着翠花坊的女工们,连夜赶制了一百二十朵白纸花,每朵叠得周周正正,花心用黄漆点了一星。
王老好媳妇一边叠一边抹泪,把白纸都洇花了。三嫂不骂她,只是把自己叠好的那摞推过去,把她洇花的那摞换过来。
“翠花婶儿,”王老好媳妇哽咽着,“俺没见过老蔫叔几回,可俺咋就……咋就这么难受呢……”
三嫂没答话。
她把一朵白纸花别在围裙上,别得端端正正。
王建国带着猎队那十七个徒弟,跪在灵堂两侧,从早上跪到黄昏。
他们没说话,也没哭。就那么直挺挺地跪着,像十七棵被风刮弯了腰、却怎么也折不断的老树。
县里李书记来了。省文化厅郑处长来唁电。鹰屯赵明哲打不通电话,让儿子赵继锋连夜骑摩托车赶了三百里山路,凌晨四点进屯子,裤腿冻成两根冰柱子。
赵继锋在灵堂前磕了三个头,把他爹那根鹰杆供在赵老蔫烟袋锅旁边。
“老蔫叔,”他声音哽,“俺爹腿脚不利索,来不了。他让俺跟您说——四十年前那场鹰会,他输了,输得心服口服。”
他顿了顿。
“下辈子,他还跟您会鹰。”
杨振庄站在灵堂门口,从清晨站到黄昏。
他没跪,也没哭。
继业骑在爹脖子上,手里攥着一朵三娘给的小白花。他太小了,还不懂死是啥意思。他只知道老蔫爷爷睡着了,再也不能给他讲犴的故事、熬鹰的故事、山神爷的故事了。
“爹,”他奶声奶气地问,“老蔫爷爷上哪去了?”
杨振庄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
“进山了。”
“他啥时候回来?”
杨振庄没答话。
他把儿子放下来,蹲下身子,平视着那双清澈的眼睛。
“继业,”他说,“你记着。”
继业眨巴着眼睛。
“老蔫爷爷这辈子,教了十七个徒弟,打过犴、熬过鹰、还过山神爷的账。”
他顿了顿。
“他没啥遗憾了。”
继业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他把手里那朵小白花放在灵堂前的黑布上,放在那根磨秃了的鹰杆旁边。
小花太小了,几乎看不见。
可它在那儿,白生生的,像开在早春头一场雪里的冰凌花。
出殡那天,长白山放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