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14岁,正上初二。整天异想天开,只觉天地正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开始有喜欢的女同学,在人群中搜寻,目光猛然碰触又迅收回,激起一股陌生而甜蜜的愉悦。这种感觉我至今难忘。
这是我人生转折的最重要一年,就在这年春天,家里出事了。父亲先因聚众赌博被行政拘留,後又以非法集资罪被批捕。
当时我已经几天没见到父亲了。他整天呆在猪场,说是照看猪崽,难得回家几次。
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猪场是个赌博据点,邻近乡村有几个闲钱的人经常聚在那儿耍耍。为此母亲和父亲大吵过几次。每次家门口都围了个里三圈外三圈,然後亲朋好友上前劝阻。
母亲好歹是个知识分子,脸皮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她学不来 爷奶奶一出场,当众下跪,她也只好作罢。这样三番五次下来,连我都习以为常了。
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最後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号子肯定得蹲,至於蹲几年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
「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上大学之後,我才知道97年修刑後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这个政策下的直接影响者。
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12万缺口。
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3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5万,还缺4万。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1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
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 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 爷年轻时也是个能人,平常结交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现没什麽人能借钱给他。母亲为了这件事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後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
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最初哭过几次鼻子,後来也就无所谓了。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我和父亲的感情一直不太好。他整天往外跑,对我的情况也是差不多些日子就「惯例」问几句,一年到头来两父子没怎麽在一起过。
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教地理兼带体育,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5点半都得赶到学校训练。母亲4点多就会起床,给我做好饭後,再去睡个回笼觉。她已经许久没练过身形了,毯子功不说,压腿下腰什麽的以前可是寒暑不辍。
有天我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快到村口时,才现忘了带护膝。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
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但到大门口时我才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但过了好一会儿母亲才开了门,问我怎麽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麽还亮着灯,我走时关了呀。
这时,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人,腆着大肚腩,小眼大嘴其貌不扬,却是我姨父陆永平。我也没多想,打了声招呼,拿上护膝就走了。
姨父是村支书,家业很大,在县城里有两家旅馆,有七八个门面。
我听亲戚说姨夫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人脉很广,省里市里都能找得到人疏通,在县城里也是横着走的家夥,在这偏远的几个村子里那自然不用说了。
这时他来我家,肯定是商量父亲的事。父亲出事後来家里串门的亲友就少多了,以前可是高朋满堂啊。姨父可谓我家常客,而且听说他也经常到养猪场耍耍。说实话,母亲对这个人评价不高,听说当初一直反对妹妹嫁给他,现在也经常骂父亲少跟这个陆永平混一块。这当口能来我家真是难得。
又过了几天是五一劳动节,为期5天的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在平海一中举行。
我主练中长跑,教练给我报了8oom和15oom。
一中操场上人山人海,市领导、教委主任、一中校长、教练组代表、赞助商等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讲起话来没完没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麽大型的群体活动,也是我有生以来见识过的最漫长的开幕式。太阳火辣辣的,我们在草坪上都蔫掉了。比赛开始时,我还恍恍惚惚的。教练匆匆找到我,说准备一下,一上午把两项都上了。
我问为啥啊,这不把人累死。教练说组委会决定把「百米飞人大赛」调到闭幕式前,原本放在下午的15oom就提到了上午。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