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四颗头颅,一坛酒
公元564年的冬天,建康朱雀观上挂了四颗头颅。
风从长江上吹过来,吹过那排已经风干的发髻,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用临川土话低声骂了一句什么,又像是闽江上的船橹在夜里吱呀了一下。守观的老兵裹紧破袄,往铜盆里添了把炭,嘟囔道:“四个了,今年第四个。”
他记性不好,但数数还行。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前两个已经挂到辨不清面目,后两个刚送来的,眼珠子还没被乌鸦啄走。四个人来自四个方向——豫章、临川、东阳、晋安——在朱雀观上会了师。
他们活着的时候,大概从没坐在一张桌上喝过酒。熊昙朗和周迪打过仗,周迪和留异结过盟,留异和陈宝应是亲家,陈宝应又收留过走投无路的周迪。四个人的命运纠缠了十几年,互相利用,互相背叛,最后像四条溪流,七拐八绕,汇进了同一道闸口。
朱雀观,这座建康城南的官方“公示栏”,从东吴时期就开始悬挂叛臣首级。到了南朝,它已经挂过太多人的脑袋,守观老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观上的风干头颅从未断过货。只是同时挂四个刺史级别的人物——这在此前还真不多见。
他们本可以不这样的。
梁末大乱,天下板荡,正是豪杰用武之时。他们四个人,有的靠骗,有的靠守,有的靠算,有的靠联,各凭本事在乱世里挣出了一片天。陈朝给了他们官位、爵位、封邑,甚至把陈宝应编进了宗室。但最终,四颗脑袋还是整整齐齐挂上了朱雀观。
历史给过他们机会,他们没有接住。
他们的故事,要从一场雪说起。
第一幕:山谷里的一场雪
公元550年的冬天,临川南城的山谷里落了一层薄雪。
一个年轻人蹲在岩洞口,用牙咬开一根麻绳,把刚猎来的野鹿捆上背架。他穿短身布袍,赤脚踩在冻土上,脚趾皲裂,浑然不觉。此人叫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彼时他大概想不到,十几年后,自己会坐上江州刺史的位子,更想不到,最终会被人从山洞里像拎一只兔子一样拎出来,一刀了结。
而在他北边几百里外的豫章丰城,另一个年轻人正在做完全不同的事。熊昙朗,豫章南昌人,“世为郡着姓”,“跅弛不羁,有膂力,容貌甚伟”。侯景之乱一起,他“聚少年据丰城县为栅,桀黠劫盗多附之”——招了一帮地痞流氓,占了个县城,当了山大王。梁元帝大概觉得“以匪治匪”是个好主意,给了他一个巴山太守的名号。
东阳的留异此时正在给侯景的部将宋子仙当向导,帮着抓自己的旧上司萧大连。这件事干得相当“丝滑”——留异原是萧大连的司马,萧大连“委以军事”,结果侯景的军队一到,留异先“奔还乡里”,再“以其众降于子仙”,然后“为子仙乡导,令执大连”。抓了自己的老板献给敌人,这套操作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算得上教科书级的“叛变”,但留异做完之后居然毫发无伤——侯景封他为东阳太守,代价只是老婆孩子被扣了当人质。
晋安的陈宝应他爹陈羽,正带着儿子“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用闽中的米换江浙的人,“多致玉帛子女”,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四个人,四座山,四杆旗。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制外的地方实力派”。侯景之乱沉重打击了江南门阀世族,使庶族豪酋在统治集团中占比骤然上升,南方各地的土豪酋帅纷纷跃上历史舞台。他们趁着天下大乱,靠剽掠致强,靠反复求存,靠联姻结盟,在陈朝的版图上画出了四个半独立的王国。
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陈霸先本人也是靠“豪帅”起家的。他从岭南北上,一路招揽地方势力,最终建立陈朝。换句话说,陈朝的建立者和这四位豪帅,本质上是同一类人。区别在于,陈霸先成功了,他们失败了。赢家坐上了龙椅,输家挂上了朱雀观。这大概就是乱世最残酷的幽默感。
但结局都一样:斩首。宗族尽诛。唯一的例外,是留异的第三子,因为娶了公主,活了下来。
这场豪赌,四个人全输了。
第二幕:骗子的天赋
熊昙朗这个人,如果活在今天,大概是个诈骗罪的重犯——而且大概率是那种在法庭上还能把法官绕进去的类型。
他的第一单大生意,对象是侯瑱。侯瑱镇豫章,熊昙朗“外示服从,阴欲图瑱”。侯方儿反侯瑱,熊昙朗“为之谋主”,等侯瑱败了,他“获瑱马仗子女甚多”。马仗是军资,子女是人口,全归了他。注意“阴欲图瑱”这四个字——侯瑱还活着的时候,熊昙朗就已经在盘算怎么吃他的肉了。
第二单,对象是欧阳頠。萧勃逾岭北上,欧阳頠为前军。熊昙朗玩了一手教科书级的“两头骗”:先骗欧阳頠说咱俩一起去打黄法氍,又密报黄法氍说咱俩一起破欧阳頠,约定“事捷与我马仗”。出兵的时候,他跟欧阳頠说:“余孝顷可能要偷袭咱们,得留点奇兵。我甲仗不够,你借我点。”欧阳頠二话不说,“送甲三百领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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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到了城下,仗一打,熊昙朗“伪北”——假装败退。黄法氍趁机出击,欧阳頠没了援军,狼狈退走。熊昙朗“尽取其马仗而归”。欧阳頠大概到死都没想明白:自己好心借出去的甲,最后变成了砍自己的刀。
第三单更绝。巴山有个叫陈定的,拥兵立寨。熊昙朗“伪以女妻定子”,说要把女儿嫁给陈定的儿子。然后又说:“周迪、余孝顷都不愿意这门婚事,你得派强兵来迎。”陈定“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人一到,熊昙朗“执之,收其马仗,并论价责赎”。
把人扣了,把装备没收了,还让家属拿钱来赎。
这三件事串起来看,熊昙朗的行为模式非常清晰:他对所有人都是“交易型关系”。没有忠诚,没有信义,只有当下这一刻的算计。欧阳頠借他三百领甲,是把他当盟友;他把欧阳頠当提款机。陈定送精甲来迎亲,是把女儿嫁给他;他直接把老丈人家端了。
但这里有个问题:熊昙朗的骗术,每一单都成功了。他骗欧阳頠,成了。骗陈定,成了。骗侯瑱,也成了。短期来看,他是“赢家”。
然而,一个靠欺骗生存的人,最终会面临一个结构性困境:当他真正需要别人相信他的时候,没人会信了。
天嘉元年,周文育攻余孝劢,熊昙朗“出军会之”。周文育失利,熊昙朗“乃害文育,以应王琳”。据《陈书》记载,当时周迪写信给周文育,周文育“赍示昙朗”,熊昙朗就在宴席上动手,杀了这位陈朝大将。这是他的最后一单——杀了陈朝的大将,投靠王琳。
王琳东下时,陈文帝征南川兵。周迪、黄法氍本来要沿流应赴,熊昙朗“据城列舰断遏”,周迪和黄法氍“率南中兵筑城围之,绝其与王琳信使”。王琳败走后,熊昙朗“党援离心”,周迪攻陷其城,“虏其男女万馀口”。熊昙朗“走入村中,村民斩之”。
注意最后一句:村民斩之。不是将军,不是士兵,是村民。
一个骗了一辈子的人,最后被一个农民砍了脑袋。首级传到建康,悬于朱雀观。“于是尽收其宗族,无少长皆弃市”。
骗来的,终究要还。
史臣对他的一生只有六个字的评价:“奸慝翻覆,夷灭斯为幸矣。”一个“幸”字,道尽了史官的冷峻——这种人死了,历史觉得松了口气。
第三幕:一个“老实人”的覆灭
周迪和熊昙朗,是同一类人吗?
表面上看,完全不是。《陈书》记载周迪:“性质朴,不事威仪,冬则短身布袍,夏则紫纱袜腹,居常徒跣。”冬天穿个短布袍,夏天穿个紫纱肚兜,平时光着脚。又说“轻财好施,凡所周赡,毫厘必钧,讷于言语,而襟怀信实”。
一个不善言辞、穿着随意、给东西绝对公平的人。听起来像是个实在的村干部。
他确实也是这么干的。侯景之乱时,“百姓皆弃本业,群聚为盗,唯迪所部独不侵扰,并分给田畴,督其耕作,民下肆业,各有赢储,政教严明,征敛必至”。别人的地盘上老百姓在逃难,周迪的地盘上老百姓在种地。别的豪强靠抢,他靠收税。余郡“乏绝者皆仰以取给”。临川人“皆德之”。后来周迪兵败,窜入山谷,陈朝军队搜捕,“虽加诛戮,无肯言者”。
这是周迪的“资产”。他靠的是民心。
但恰恰是这份民心,埋下了他覆灭的种子。
周迪的问题在于:他把“临川”当成了自己的家。陈霸先受禅后,王琳东下,周迪“欲自据南川,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声言入赴”。表面上是“入赴”支援朝廷,实际上是在展示肌肉:这八个郡,我说了算。朝廷的回应很微妙:“恐其为变,因厚慰抚之”——怕他造反,先哄着。
陈文帝即位后,征周迪出镇湓城,又征其子入朝。周迪“趑趄顾望,并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来跟着周迪混,后来“率其所部诣阙”,朝廷“录其破熊昙朗之功,并加官赏”。周迪“闻之,甚不平,乃阴与留异相结”。
“不平”两个字,是周迪命运的转折点。
他不是因为野心而反,是因为委屈而反。他觉得自己为陈朝打了那么多仗——灭熊昙朗、抗王琳、擒李孝钦——“屠其八城,生擒李孝钦、樊猛、余孝顷送于京师,收其军实,器械山积”——凭什么周敷去一趟建康就升官,自己在临川待着却要被“征召”?
他用临川人的民心做底气,跟朝廷讨价还价。但民心不是筹码,朝廷不跟你讲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