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那两个人,一个姓周,三十出头,县上来的,戴副圆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
另一个姓吴,四十来岁,区上的,脸黑,话少,坐在旁边翻档案,偶尔抬头看一眼张老三。
周同志把铅笔搁在桌上,先问了些平常话——家里几口人、几亩地、哪年回的村、回来之后干啥。
张老三一一答了,跟之前跟村长说的对得上:那年秋上回来,二亩地,一头驴,帮人写信念告示,没干过别的。
“在西安扛活——哪一年去的?”周同志问。
“1930年去的,38年回来的。”
“八年,都在赵记粮铺?”
“都在。”
“赵记粮铺在西安哪条街?”
张老三顿了一下。“城西——西大街那头。”
“西大街哪一段?东头还是西头?门朝南还是朝北?”
张老三的手在膝盖上搓了搓。
“西头。门朝北。不大个铺子,两间门面。”
周同志在本子上记了几个字,又问:
“掌柜的叫啥?”
“赵——赵掌柜。”
“全名。”
“赵——赵福堂。”
周同志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纸,翻到中间某页,看了两遍。
“张德贵,西安西大街有个赵记粮铺,掌柜的叫赵福堂——你确定?”
“确定。”
“赵福堂1934年就把铺子盘出去了,1936年人死在西安,是病死的。这事儿你知道吗?”
张老三的脸刷地白了。
“我——我记岔了。后来换了个东家,姓李。对,姓李。”
周同志把那张纸放回档案袋,语气没变:
“张德贵,我再问你一遍——1930年到1938年,你在西安干什么?”
“扛活。”
“给谁扛活?”
“赵记粮铺——后来是李记粮铺。”
“粮铺里扛什么活?”
“扛粮包、卸车、打扫铺面。”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块大洋。”
“两块大洋?当年西安粮铺扛活的行情,一个月一块半。
你拿两块,掌柜的为啥多给你半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