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南方周末的记者有过接触吗?”
这个问题从赵恩预料的方向打过来,但又在他的预料之内。他把自己的肩膀往下沉了沉。
“没有。”
“你知道谁有接触吗?”
“不知道。”
徐主任合上笔记本,指节在上面敲了两下。他旁边那个负责记录的年轻人停止了打字,录音设备的红灯还在闪。
“我提个醒,”徐主任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个度,“你们是年轻干部,想要干事是好的,但要搞清一件事,小动作解决不了大问题,有时候还会害人害己。这条线我们能查的都会查,你要是有什么想补充的,随时可以来找我。”
赵恩站起来,点了下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徐主任又在身后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
“你那个同事唐晖灿,他今天怎么没来?”
赵恩转过身,站得纹丝不动,脸上唯一的破绽是他放在门把上的手指往里收了一下。
“不知道,”他说,“我也在找他。”
他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的空气比里面凉一点,但依然压得人喘不过气。他靠在墙上,掏出手机,奇怪的ip地址
县城的午后起了风。鲁南十月的风不像秋风,倒像冬天的前哨,干燥、锋利,裹着黄沙和碎叶,从北边毫无遮拦地灌过来。街上的人少了,沿街的店铺把遮阳棚收了起来。赵恩骑着电瓶车,在风声里穿过小半个县城,去了县医院。
赵建国今天做康复训练,扶着并行杠能走二十几步了。赵恩进去的时候,他爸正坐在轮椅上擦汗,他妈蹲在旁边给他换鞋。看见儿子进来,赵建国抬起手朝他招了招。
“爸,今天练得怎么样?”
“行,”赵建国的发音还有很多含混的地方,但比刚入院时进步了不是一星半点,“能……走。”
“走了二十五步。”他妈在旁边补充,语气里难得地带了点高兴。
赵恩在床边坐下来,帮他爸把腿上的毯子拉平整。赵建国看看儿子,忽然问:“你们……忙……啥……今天?”
“没问题。”赵恩说,“年底检查,忙点正常的。”
这话他中午对着医院走廊的墙练习了不下五遍。语气、表情、停顿,都练到位了。他说完甚至还能咧嘴笑一笑。
“那……你……去忙……”赵建国费力地抬了抬手,“别……耽误……工作。”
赵恩应了一声,站起来,帮他妈把床头柜上的东西整理了一下,然后走出去。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妈跟出来了。
“你脸上不太好,”她压低声音,“出事了?”
“没事。”
“没事你脸白成这样?”
赵恩看着她。他妈比他矮一个头,仰着脸看他,眼睛里有血丝,眼袋浮肿,在医院住了太久,每天睡折叠椅,给她穿再厚的衣服都觉得后背那截骨头随时要凸出来。但此刻她站在他面前抬起头的样子,让他想到了小时候。每次他挨了同学的欺负,都咬牙不肯哭,他妈也不多问,把他拉到灶台旁边给他烤一块红薯。
“妈,”他说,“记得我之前跟你提的那个潮汕同事?”
“那个小唐?”
“嗯。”
“他怎么了?”
“不接电话。”赵恩顿了顿,“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没接。”
“是不是家里有事?”
“可能。”
“那你有空去看看。一个南方孩子跑这么远来上班,不容易,家里有事他也不一定好意思开口。”
赵恩愣了一下。他妈一向对“广东人”这三个字有微妙的距离感,不是因为地域歧视,而是因为远。对于一个一辈子活在沂蒙山、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临沂市区的农村妇女来说,广东远得像另一个国家。但此刻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的警惕和矜持都不见了。好像只是很单纯的、一个长辈在惦记晚辈。
“知道了。”他说。
回了单位,他把自己锁进档案室,翻出了北张村那份台账,一页一页重新比对养殖大棚的资金流向。查到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他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是北张村一个养殖户,姓张。赵恩自报家门后,对方先是客气,然后警觉,说“这个事情我不好说”。赵恩说我理解你,又问了几句,问到结尾时对方忽然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