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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2章 烟纸店的暗线（第1页）

郑耀先是被自己设的闹钟叫醒的。他睁开眼时，仓库的窗户还是一片漆黑，只有桌上的夜光闹钟指针指着凌晨四点二十分。他坐起来，后背僵硬得像一块铁板，脖子两侧的筋扯着疼。昨晚靠在椅子上睡着时姿势不对，这会儿半边身子都是麻的。他活动了几下肩膀，从桌上摸到昨晚喝剩的半缸凉水灌了两口，冰冷的液体从喉咙滑进胃里，整个人才算彻底醒了。

他走到院子里，赵简之正靠在审讯室门口的墙上打盹，听到脚步声立刻睁开了眼。郑耀先朝他摆了下手，赵简之站起来走过来，压低声音说：“陆中在里面没动静，我隔半小时从门缝看一眼，他一直坐在床上，没睡。”

郑耀先点头。陆中被关在仓库最里面那间原本放工具的屋子，铁门上了两道锁。他走到那间屋子门口，凑近门缝往里看了一眼，煤油灯已经灭了，里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听了几秒钟，里面没有呼吸声以外的动静。他退回来，对赵简之说：“熊德荣呢？”

赵简之说：“审讯室里绑着，比陆中老实，我给他塞了块饼，他吃了。”

郑耀先走到审讯室门口，推开门。熊德荣坐在椅子上，双手被反绑在椅背后，嘴里塞着一块破布。他看到郑耀先进来，眼睛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闪了一下。郑耀先走过去，把他嘴里的布扯出来。熊德荣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苏北口音哑着嗓子说：“郑组长，你要问什么就问，不用这么绑着。我跑不了。”

郑耀先在桌子对面坐下来，把煤油灯往熊德荣那边推了推，让光正好照着他的脸。他说：“大兴隆烟纸店，老板娘姓周，是不是你们的人？”

熊德荣的瞳孔缩了一下。这个反应在煤油灯下被郑耀先看得清清楚楚。熊德荣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是。但她只管收信，不管别的。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只知道每周三、周六有人来取信。”

郑耀先问：“取信的人是谁？”

熊德荣说：“虹口那边派来的，一个穿蓝布短衫的年轻人，每次骑自行车来，取完信就走。我只见过两次，不清楚名字。”

郑耀先又问：“烟纸店几点开门？”

熊德荣说：“早上七点。周老板娘每天六点半到店里生炉子，七点准时开门。她住在店后面的阁楼上。”

郑耀先站起来，把破布重新塞回熊德荣嘴里。他转身出了审讯室，把门带上。赵简之站在院子里等着，郑耀先走到他面前，低声说：“我去静安寺路。你留在这里，看好陆中和熊德荣。不管谁来——除了我和马小五——都不许进仓库。如果陆中要闹，你拿枪托敲他脑袋，别打死就行。”

赵简之点头。郑耀先回到临时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备用的小号手枪，检查了弹夹，又拿了两颗备用子弹装进口袋。他把身上那件短打褂子换了一件干净的灰布长衫，戴了一顶黑色礼帽，看起来像个赶早市的商人。他走到仓库后门，马小五已经等在那里，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两盒点心。两个人从后门出去，沿着弄堂往南走。

天还没亮，法租界的街道上只有早起的清洁工在扫落叶。扫帚划过柏油路面的声音在清晨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郑耀先走在人行道内侧，马小五跟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他们绕过了两个巡捕房的岗亭，穿过爱多亚路，往静安寺路方向走。走到半路，郑耀先在一条弄堂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看了一眼——那是昨晚他凭记忆画的大兴隆烟纸店附近的地形草图。烟纸店在静安寺路和卡德路的交叉口往东约五十步，门脸朝南，左右各有一家绸缎庄和一家药房。后门通着一条窄弄堂，弄堂另一头连着卡德路。

他看完草图，把纸片收进口袋，对马小五说：“你从卡德路那头进去，在后门对面的墙根下等着。我从前门进去，如果里面动手，你听到动静就从后门堵住。如果没动静，你就在外面盯着，看到穿蓝布短衫骑自行车的人来，记住他的长相和车牌号——如果他骑的是公车的话。”

马小五应了，提着点心袋子往卡德路方向去了。郑耀先继续沿静安寺路往东走。走到大兴隆烟纸店门口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东方泛出一层淡青色的光，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和晨光混在一起，把整条街染成一种暧昧的灰黄色。烟纸店的门板还关着，但门板缝里透出一线光亮，说明里面已经有人了。郑耀先没有急着上前，他走到烟纸店斜对面的一家豆浆摊前坐下来，要了一碗豆浆和一根油条。

豆浆摊的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女人，一边炸油条一边和旁边修鞋的老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郑耀先慢慢地喝着豆浆，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眼睛盯着烟纸店的门板。过了大约十分钟，烟纸店的门板从里面一块一块卸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探出头来，把门板靠在墙边。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面容普通，放在人堆里绝对不会引起注意。郑耀先注意到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银镯子，镯子内侧有一道浅浅的划痕——这是昨晚熊德荣告诉他的识别记号。这个女人就是周老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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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板娘把门板卸完之后，回到店里开始生炉子。白色的烟从店门口飘出来，混着煤油的味道。郑耀先喝完最后一口豆浆，付了钱，站起来往烟纸店走去。他走到店门口时，周老板娘正蹲在炉子前添煤球。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一个穿灰布长衫、戴黑礼帽的男人站在门口，脸上露出职业性的笑容：“先生早，买什么？”

郑耀先说：“买包香烟。”他一边说一边走进店里，目光迅速扫了一圈。铺面很小，只有一排木头货架，上面摆着香烟、火柴、草纸、肥皂之类的日用品。柜台后面有一扇窄门，通向后屋。柜台上的账本摊开着，旁边放着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

周老板娘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煤灰，走到柜台后面：“先生要什么牌子？”

郑耀先说：“老刀牌。”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摸出几个铜板放在柜台上。周老板娘转身去货架上拿烟，郑耀先趁她转身的工夫，迅速看了一眼柜台上的账本。账本上记着一些日常的流水账，但在最后一页的背面，他看到了一行用铅笔写的很小的字：“十月十五，收三，转虹口。”十月十五就是昨天。这个“三”可能是三千，也可能是三份情报。下面的“转虹口”说明这些情报已经通过某个渠道送出去了。

周老板娘拿着一包老刀牌香烟转过身来，递给郑耀先。郑耀先接过烟，撕开封口，抽出一支叼在嘴里，又摸出火柴点着。他吸了一口，把烟夹在手指间，看着周老板娘说：“老板娘，跟你打听个事。我有个亲戚住在虹口，前几天托人捎信来说病了，我想去看看，但不知道路怎么走。你这边常有人去虹口，知道那边怎么走方便吗？”

周老板娘的眼神闪了一下。这个细节在普通人看来可能只是被问到了不熟悉的事，但郑耀先看得清楚——她的眼皮微微跳了一下，嘴角的笑容僵了一瞬。她说：“虹口那边我不太熟，先生你到前面路口问问拉黄包车的，他们知道。”

郑耀先点头，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烟装进口袋，说了声谢谢，转身出了店门。他走到街对面，站在一根电线杆后面，把嘴里的烟抽完。他的判断是对的——周老板娘就是特高课的交通员，账本上的记录、银镯子的记号、还有她对“虹口”两个字的反应，都印证了熊德荣的交代。但他没有当场抓她，因为他想知道那个每周三、周六来取信的穿蓝布短衫的年轻人是谁。抓住一个交通员，最多只能截断一条线；但如果能顺着这条线摸到虹口那边的接收点，就有可能把特高课在虹口的另一张网也撕开。

他把烟头踩灭，往卡德路方向走去。走到弄堂口时，马小五正靠在墙根下，手里的点心袋子已经空了——他一边等一边把点心吃了。郑耀先走过来，马小五立刻站直了身子。郑耀先低声说：“后门有人进出吗？”

马小五摇头：“没人。后门一直关着。”

郑耀先说：“你留在这里盯着。如果看到穿蓝布短衫、骑自行车的人从后门进去，不要拦，远远跟着他，看他骑到哪里。记住路线，回来告诉我。”

马小五点头。郑耀先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沿原路返回老仓库。他走回到爱多亚路时，天已经大亮了，街上的行人和黄包车多了起来。他走在人群里，脑子里在盘算下一步。烟纸店那个点暂时不能动——动了就会打草惊蛇。他需要让马小五盯几天，摸清那个取信人的路线，然后找机会在虹口那边下手。

他回到老仓库时，赵简之正站在院子里和一个人说话。那个人背对着门口，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身形瘦高。郑耀先走近了几步，那人转过身来——是宋孝安。宋孝安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脸上的表情很严肃。他看到郑耀先进来，立刻迎上来：“六哥，重庆回电了。”

郑耀先接过电报，展开看了一眼。电文比上一封长了不少：陆中通敌一事，证据确凿否？此人系毛主任亲自举荐，若无铁证，不可擅动。熊德荣既已擒获，即交来人押解回渝。徐秋影暂留，待来人一并提审。另，据报共党潜伏人员“风筝”近期在沪活动频繁，你处须加紧查缉，勿使漏网。来人明日午后可到。

郑耀先把电报看了两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戴笠的电报里有三层意思：第一，陆中的事他要证据，没有铁证不能动；第二，熊德荣要押回重庆；第三，戴笠也在查“风筝”。最后这一条让郑耀先的心里紧了一下。戴笠查“风筝”，说明重庆那边已经收到了关于“风筝”在沪活动的消息。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陆中报上去的，还是毛人凤另外安排的渠道？

他对宋孝安说：“戴老板的人明天下午到。你回站里准备一下，把熊德荣的卷宗整理一份，但不要写陆中的事。陆中这边我另有安排。”

宋孝安点头，又低声说：“六哥，还有一件事。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到站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是南京的。我让人去查了，那辆车是昨天下午到的上海，登记在中央党部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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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耀先的眉头皱了一下。中央党部的车停在军统上海站门口，这本身就很不寻常。中央党部是党务系统，和军统是两个系统。那辆车停在那里，要么是巧合——车主在附近办事，要么就是有人在监视上海站。他问：“车里有人吗？”

宋孝安说：“我出门的时候看到司机坐在车里抽烟，后排没人。但我让人盯着了，如果车还在，下午应该会有消息。”

郑耀先点头，让宋孝安先回站里。他走进临时办公室，把门关上，坐在桌前。他把戴笠的电报又看了一遍，特别是最后那句——“据报共党潜伏人员‘风筝’近期在沪活动频繁”。这句话的措辞很微妙。“据报”说明戴笠收到了某个渠道的情报，但他不确定这个情报的来源。如果这个情报来自毛人凤，那说明毛人凤在利用“风筝”的事给戴笠施压。如果来自陆中，那说明陆中在给戴笠发电报的同时也在给毛人凤发电报。不管是哪种情况，戴笠现在对“风筝”的事已经上了心。他必须更加小心。

他把电报收进抽屉，然后从口袋里摸出那卷胶卷。胶卷还在，他用油纸包着，藏在贴身的口袋里。他需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它藏起来，至少藏到戴笠的人来之前。他想了想，站起来走到仓库后墙边，蹲下去，把墙根一块松动的砖头抽出来。砖头后面有一个小洞，是他之前偶然发现的，洞里面是空的。他把胶卷塞进洞里，又把砖头塞回去，用脚把周围的灰土踩实。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回到办公室。马小五还没回来，赵简之在院子里擦枪。郑耀先坐在桌前，拿起沈先生的记事簿又翻了一遍。这次他注意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记事簿的封皮内侧，有一行用铅笔写的数字：三、六、九、十二。这四个数字被圈在一个方框里，下面画了两条横线。他之前翻的时候以为是随便画的，但今天再看，他觉得这四个数字可能代表日期——每个月的三号、六号、九号、十二号。如果这是接头日期，那么下一个接头日就是明天，十月十七号。明天是星期三——正好是烟纸店收信的日子。

他把记事簿合上，靠在椅背上。明天是星期三，熊德荣的人会去烟纸店取信。如果他能截住那封信，就有可能拿到特高课和虹口那边的最新指令。但截信的风险很大，一旦被对方发现，烟纸店这条线就会断掉。他需要想一个更稳妥的办法——既能拿到信的内容，又不让对方察觉。

他想到了一个人。丁默邨手下的一个翻译官，姓孙，是个贪财好色的家伙。郑耀先之前和他打过两次交道，知道他在76号和特高课之间两头讨好。如果能让孙翻译官从特高课那边“借”一份文件出来，拍成照片再还回去，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内容。但孙翻译官这个人不可靠，用他一次可以，用多了就会被他反过来咬一口。

郑耀先还在权衡利弊的时候，马小五从外面回来了。他满头大汗，显然是一路跑回来的。他进了办公室，喘着气说：“六哥，那个穿蓝布短衫的人来了。”

郑耀先立刻站起来：“什么时候？往哪边走的？”

马小五说：“大概半小时前。他从卡德路那头骑自行车过来，把车停在烟纸店后门口，进去待了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怀里揣着东西，像是信封。我按你说的，远远跟着他。他骑到四川北路，在一个弄堂口停下来，把信交给了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那个人接过信就往弄堂里面走了。我没敢跟进去，怕被发现。”

郑耀先问：“戴鸭舌帽的那个人长什么样？”

马小五说：“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穿一件灰白色的短褂，右脸上有一道疤，从左眼角一直拉到嘴角。走路的时候右腿有点瘸。”

郑耀先在脑子里把这个人的特征过了一遍。右脸有刀疤、右腿瘸——这两个特征很醒目。他在76号的人员名册里见过类似的描述，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他对马小五说：“你再去一趟四川北路，在那个弄堂口守着。如果那个刀疤脸再出现，不要跟，回来告诉我。另外，烟纸店那边先不用盯了，周老板娘已经暴露了，再盯下去也没有新东西。”

马小五又跑出去了。郑耀先坐在桌前，把马小五描述的那个刀疤脸的特征记在一张纸上。右脸刀疤、右腿瘸、三十来岁、穿灰白短褂。他把这张纸折好，夹进沈先生的记事簿里。这个刀疤脸很可能就是特高课在虹口的接头人。如果能确认他的身份，就能顺着他查到佐佐木的落脚点。

中午的时候，赵简之从外面买了几个肉包子回来。郑耀先一边吃包子一边看桌上的地图。他把贝当路、静安寺路、四川北路这三个点用铅笔画在纸上，连成一个三角形。荣记杂货铺在贝当路西头，大兴隆烟纸店在静安寺路中段，那个刀疤脸出现的弄堂在四川北路北段。三个点之间大约各隔两三里路，如果坐黄包车，每个点之间大约需要十几分钟。如果特高课在虹口有一个中心站，那个站应该离这三个点都不太远。他把三角区域往北延伸，目光落在了虹口公园附近的一片区域上。那里是鬼子海军陆战队的驻地，周围有很多日本侨民开的店铺和住宅。如果佐佐木把指挥点设在那里，既方便指挥特高课在法租界的活动，又靠近鬼子军方，安全上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