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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2章 辞行前后（第2页）

赵简之咬了咬牙：“那我听六哥的。不过我不在的这几天，宋孝安那边压力可大了。徐百川身边那个王福生还没查明白，张士超和陆中又天天盯着。再加上周济生在码头上来回搅和，宋孝安一个人怕照应不过来。”

郑耀先说：“所以我要你走之前把你手底下几个得力的兄弟重新分一下工。郭福生在76号里帮我盯周济生，阿六继续跟杨树浦码头那几条线，老刘带一个人看好吴淞口方向。宋孝安管军统站内和情报传递。几条线各自独立，相互之间不要交叉。这样就算一条线出了问题，其他的还能继续动。”

赵简之认真地点了点头。两人又商量了一下去重庆的路线细节。赵简之说，他认识一个在沪杭线上跑车的列车员，能在货车守车里安排两个铺位。他们可以先用76号的身份从上海北站上车，到杭州后换乘浙赣线到金华，再搭军统浙西交通站的车走富春江一路进安徽。这条路虽然慢一些，但比直接走南京方向更安全。郑耀先听后想了想说：“先到南京。南京是汪伪的窝子，但也是军统重点经营的地方。我到南京以后还要办一件事——顺便查一下从上海发往重庆的那些电报在南京中转时是否被人动过。如果王福生真是在发报环节改的数据，南京中转站的人也许能看到原始电文的痕迹。”

赵简之说好。两人又低声议论了一些关于王福生的事。赵简之说，他昨天让人去善钟路王福生家里附近转了一圈，发现他家屋顶上新装了一根很细的铜丝天线，从老虎窗里伸出来。平时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郑耀先的眼神顿时一紧。一个军统机要员的家里竟然装了天线，这说明王福生家里可能藏有电台，或者至少能接收到什么信号。这个发现把王福生的嫌疑又推高了一层。

“你有没有让人靠近看？”郑耀先问。

赵简之说没有，只在外围用望远镜远远看了一下。那根天线很细，颜色跟房顶瓦片差不多，可能是最近才装的。郑耀先沉吟了一下说：“不要轻举妄动。王福生如果真在家里藏了电台，反而说明他不是单干，背后有人给了他设备和技术支持。张士超的司机只是个小角色，真正的背后人可能是张士超，也可能是陆中背后的毛人凤系统。你让阿六从明天开始对善钟路王福生家做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远距离观察，所有进出的人都要记录。但绝对不能让他家里人发现。”

赵简之说：“二十四小时不好办。现在宫本又搞两人一组，外勤人手紧得很。不过我可以找两个绝对可靠的兄弟轮流守，每人四个小时。只是费用上要加一些。”

郑耀先说：“钱不是问题。从我的账上走。记住，人比钱重要。”

两人分手后郑耀先回到商行，开始整理要带走的行李。他把几件换洗衣服叠好放进行李箱，又把那本《辞源》放进去作掩护。密写工具和几小瓶药水用防水油纸包好，藏在行李箱夹层里。还有一把备用的小手枪，他犹豫了一下后没有带。既然是以76号情报处处长的身份走日占区，身上带枪并不奇怪，但万一路上遇到严密盘查，带枪反而容易节外生枝。他决定只带证件和钱，防身的家伙用赵简之那边准备好的。

整理完行李后他坐到书桌前，从活页本里翻到一页空白处，用铅笔快速写下一张清单。这是他离开上海前需要完成和交代的全部事项：一、老郭运输线的情报交接已办；二、海军分析报告已交山本；三、阿布拉莫维奇监控暂交黄烈；四、林福生追查由郭福生负责；五、王福生调查由赵简之安排阿六执行；六、宋孝安负责军统站内数据核对和徐秋影观察；七、赵简之随行。他仔细检查了一遍后把清单撕下来，用火烧了。纸灰落在烟灰缸里，像几片黑色的蝴蝶翅膀。

第二天，郑耀先依旧去情报处上班。他把郭福生叫来，将林福生追查工作的几份关键材料交给他，又叮嘱他每天用电话向自己办公室报告一次进展。如果有急事就找宋孝安或者阿六。郭福生走后，他又把黄烈请来，简单说了一下自己要去苏州和杭州的事。黄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放心去吧，阿布拉莫维奇那边我帮你看着。不过周济生那小子手伸得长，我不一定能完全按得住。”郑耀先说：“不用按他，让他查。查不到真的，他就只能拿些假货交差。”黄烈笑了笑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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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河野少尉送来了已经用印的通行证。郑耀先把它和火车票放在一起。车票是赵简之想办法搞到的，上海到南京的蓝钢快车，二等座。开车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

傍晚时分，宋孝安到白俄餐厅后巷和郑耀先见了一面。宋孝安说，王福生今天下午又去了徐百川办公室送文电，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帆布包，看鼓鼓囊囊的样子，像是装了文件盒。他怀疑王福生又在私自夹带东西出来。郑耀先说：“你明天想办法看看他那个帆布包里到底装的什么。但不要让徐百川知道。徐百川最近被马先生弄得心烦，如果知道王福生还在搞小动作，说不定会一时冲动把人扣了。这时候扣了王福生，张士超马上就会倒打一耙，说徐百川无故整人。”宋孝安说好。

夜里的风比前几天更凉了。郑耀先站在商行三楼窗口朝外望。花店二楼的窗户依旧暗着，但窗台上多了一盆小小的文竹。他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某种信号。文竹这东西不太起眼，很多人家都会摆上一盆。但和陆汉卿药店里窗台上的那盆文竹相比，这盆的摆放位置和瓷盆颜色都极为相似。郑耀先看了一会儿后拉上了窗帘。他不想在这个即将离开的夜晚被任何疑神疑鬼的念头干扰。可越是不去想，那些细节越像针一样往脑子里钻。

次日早上，郑耀先六点半就起来了。他最后检查了一遍行李，把商行三楼的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楼下店门的钥匙他留给阿贵一把，让他每天来开窗透气。七点半赵简之坐了一辆黄包车到圣母院路接他。赵简之穿了一身暗蓝色棉布长衫，手里拎着一个藤箱，脸上带着惯常的满不在乎。两人上了一辆电车，在虹口换了一趟后到了上海北站。

北站广场上人很多，有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有沿路叫卖茶叶蛋和香烟的小贩，还有几个穿黑色制服的伪警在栅栏外来回踱步。郑耀先把通行证拿在手里，和赵简之一前一后进了站。他们走的是有特别通道的侧门，一个伪警看了通行证后立刻立正敬礼，把他们引到了站台旁的贵宾候车室。候车室里已有一些乘客，都是穿着体面的商人或官员模样的人。郑耀先找了个靠墙的位子坐下，点了根烟慢慢抽。赵简之则站在窗边望着站台，低声说：“六哥，等会儿上车以后你坐靠窗位置，我坐你后面两排。到了镇江我再换到你旁边。”

郑耀先说：“行。路上遇到查票的不要多说话，把证件给他们看就完了。你那个列车员朋友靠得住吗？”

赵简之说：“靠得住。他老舅以前在沪杭线上跑车时我就认识。这人嘴紧，给点钱就行。”

九点整，蓝钢快车鸣着汽笛缓缓驶出上海北站。车窗外的高楼和弄堂慢慢后退，过了真如以后，城市就逐渐变成郊野的田地和灰蒙蒙的河汊。郑耀先坐在靠窗的位置，眼睛望着外面不断掠过的村庄和稻田，心里并没有离开险境后的轻松。恰恰相反，从车轮滚动的那一刻起，他就感到一种更深的不安正在前方等着他。上海虽然险恶，但毕竟是他熟悉的地方，每一条弄堂、每一处暗角都有他的安排和眼线。离开上海以后，他就像一条被从深水里提起来的鱼，周围的空气变得陌生而稀薄。

火车到镇江时已经过了中午。车厢里有些闷，郑耀先解开领口透了透气。赵简之从后面换到了他旁边，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聊的是镇江的酱菜和南京的板鸭。邻座的旅客都当他们是两个去南京做生意的商人。车过丹阳时，一个穿便衣的男人从前面车厢走过来，眼睛在乘客脸上扫来扫去。郑耀先没有抬头，只用余光打量着那人。那人走到车厢连接处停下，跟乘务员说了几句什么后又折回去了。郑耀先注意到那人的皮鞋是日本军靴改的样式，鞋头很尖，走路时步子很稳。

赵简之也看到了，压低声音说：“便衣。八成是南京宪兵队的。”

郑耀先轻轻“嗯”了一声，把脸转向窗外。车上的人不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和赵简之手里的证件足以应付绝大多数盘查。但他的神经仍然习惯性地绷了起来。这已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就像人在黑暗里走窄桥时会不自觉地张开双臂。

火车到南京下关站时天已经快黑了。站台上亮起了昏黄的灯，几个鬼子宪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出口两侧，还有一群伪警在检查出站旅客的行李。郑耀先和赵简之下了车，把通行证递给带队的伪警。那伪警看了后马上堆起笑脸，挥手让他们从侧门通过。出了站后，一辆等在路边的黑色轿车按了两声喇叭。车里坐着的是军统南京区安排来接站的人，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旧西装，自称姓严。郑耀先没有在站口多停留，上了车后便让那个姓严的送他们去一家不显眼的旅馆。

车子在南京的街道上绕了几圈后停在了城南一条安静的巷子口。姓严的把一张写着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的小纸条交给郑耀先，说：“郑先生先休息。明天上午有个人想见您，就在旅馆对面的那家茶社。”郑耀先问是什么人，姓严的只说“重庆来的人”。郑耀先便不再问，和赵简之下了车走进巷子。旅馆叫“永安旅馆”，门脸很小，里面却比外面看起来干净。柜台后的老板娘收了钱后让伙计领他们上了三楼最里边的两间房。郑耀先要的是靠楼梯口的一间，赵简之住隔壁。

郑耀先进了房间后把窗帘拉上，先检查了一遍墙壁和天花板，又摸了摸床板和床头柜的背面。没有发现窃听装置。他松了口气，坐到床沿上脱了鞋，让走了一天的脚松泛松泛。赵简之敲门进来，说：“六哥，我下去买了点鸭油烧饼和卤菜，你吃点再睡。”郑耀先接过吃食却没有马上吃。他让赵简之把门窗都关好，然后说：“明天见的那个人身份不明。如果是陆中或者马先生那边的人，你记住不要插嘴，我来应对。如果是戴老板直接派来的，会更麻烦。但无论他是谁，我们不能在南京待太久。后天一早必须转车去武汉方向。”

赵简之点点头，把嘴里的烧饼咽下去后说：“六哥，这趟回重庆，你有没有想过，戴老板要是真不相信你了，我们该怎么办？”

郑耀先拿起一块烧饼慢慢撕着吃，嚼了几下后说：“不会到那一步。戴老板这个人我了解。他可以用你，也可以废你，但他不会在证据不足的时候随便动一个还能干活的棋子。只要我们还没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他就不会轻易翻脸。他要的是结果，不是我们的命。”

赵简之没再说话，低头吃东西。窗外是南京城南安静的秋夜，偶尔有自行车铃铛从巷子里响过，像一口极小极远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