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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章 夜探宝山路（第2页）

郑耀先无法判断真假，但他不能用自己的安全去赌。他决定今晚不去宝山路。不仅不去，还要让手下的人也远离那一带。如果佐佐木真在宝山路抓到了人，那说明情报属实；如果没抓到，也不关他的事。但他还是通过赵简之给阿六带了一个消息——让阿六以一个码头采买的名义去宝山路和虬江路之间的几个小旅馆看看有没有新的动静，但只能白天去，晚上绝对不要靠近。这是保险，也是谨慎。

他刚准备离开办公室时，电话响了。是徐百川打来的，用的是军统内部的暗语。徐百川只说了一句：“老家来人了，明晚在苏州河边老地方喝茶，你来。”郑耀先听出徐百川的语气有些疲惫。他应了一声便挂断。这个电话的内容如果被技术课的人监听，只会觉得是两个熟人约着喝茶。但“老家来人”四个字让郑耀先警觉起来。重庆又派人来了。会是谁？是戴笠的密使，还是毛人凤的暗探？徐百川没有明说，郑耀先也不便在电话里追问。一切都得等到明晚见面时才知道。

这一夜他睡得很浅。窗外下起了一阵急促的秋雨，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像无数细小的石子从天上撒下来。他躺在黑暗中听雨声，脑子里断断续续地闪过一些画面——佐佐木在窄街上盯着他的眼神、宝山路那些低矮的屋脊在夜色中连成一片、王福生从徐百川办公室进进出出的瘦小身影，以及马先生那双像探针一样的眼睛。他翻身坐起来，摸黑走到书桌前，点了一支烟，没怎么吸，只是看着烟头在黑暗中明灭。

雨在后半夜停了。天亮时地面湿得发亮，弄堂里的积水映着灰白的天空。郑耀先出门时多加了一件薄呢大衣，因为秋雨后的清晨寒气很重。他一上午都在情报处处理文件，把关于“林福生”的协查通报和最近几天的外勤记录做了一次归档。他特意在归档记录中写了一句：“情报处外勤组于闸北方向巡逻，未发现与目标相符人员。”这句话如果被山本或宫本看到，可以说明他确实按照规定执行了巡查任务，没有异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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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他出去吃饭时拐到一家小药房买了两瓶止咳糖浆，又到旁边的文具店里买了一支钢笔和一瓶蓝墨水。买完东西后他拐进一条安静的弄堂，沿着墙根走到药店后门附近的一扇小门旁。那是陆汉卿的药店。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敲门。从外面看，药店的窗台上摆着一盆文竹，叶片翠绿，像是每天都有人打理。郑耀先只是经过，没有停留。买止咳糖浆只是顺手的事。他不能频繁见老陆，尤其是在这种时候。每多一次见面，就多一分暴露的风险。他只能通过老郭的运输线和偶尔的暗号来与组织保持联系。

下午三点多，情报处来了一个电话。是黄烈打来的，说李士群要在76号小会议室开一个临时碰头会，让各处处长都参加。郑耀先到会议室时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黄烈、周济生、吴世宝、行动队和财务处的负责人都到了。李士群坐在主位上，脸上带着一种不阴不晴的表情。他面前摊开着一份文件，等人都到齐后他清了清嗓子说：“丁主任和我刚从南京回来，上面对上海的工作不太满意。最近军统和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越来越厉害，日本方面对我们的情报配合能力也有意见。我希望各部门都拿出实打实的成绩来。尤其是情报处和行动队，不能总让特高课的人在前面挡着。郑处长，你说说你们现在手上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郑耀先坐直了身体，说：“李主任，情报处目前正在追查两个方向。一个是关东军残余人员在苏州河以北的活动，已经掌握了一个重要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活动区域，正在和特高课协同搜捕。另一个是法租界内俄裔商界与非法电台贩卖有关的线索，正在排查。这两条线如果都能落地，至少能打掉几个点。”

李士群听了后说：“俄裔商界那条线，山本课长最近很重视。你们要把那个阿布拉莫维奇查清楚。不要因为他是郑处长认识的商人就束手束脚。该查的一定要查。”

郑耀先面不改色地说：“李主任放心。我对阿布拉莫维奇一直保持监控，昨天还派人去他的仓库和住宅外围转了一圈，没有发现新的异常。不过据我了解，这个人现在被特高课限制行动，活动范围已经很小了。如果还要继续深挖，可能需要更多的外围人手配合。”

李士群点了点头，又对周济生说：“渔船上的两个船工要再挤一挤。实在不行就给点颜色。另外，吴队长也要加派人手，对十六铺到崇明之间的渔船加强检查。关东军那些人要是想从水路跑，码头是必经之路。”

吴世宝粗声粗气地应了一声。周济生也笑着说：“李主任放心，船工的事我心里有数。再过两天，准能撬出点真东西来。”

郑耀先听着周济生的话，心里像被人用冰碴子扎了一下。周济生说“再过两天”，这个时间节点让郑耀先感到一种迫近的危险。如果周济生的人真的对两个船工用了重刑，口供就会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指向性强。他们甚至可能按照周济生的暗示，直接说出阿布拉莫维奇或者郑耀先的名字。到那时郑耀先就被动了。

散会以后郑耀先回到情报处，把外勤组长单独叫了进来。他压低声音说：“你找两个信得过的兄弟，从今晚开始对周济生的行动队外围做定点观察。不要跟车，不要靠太近，只看他们每天抓什么人、去哪些地方、和什么人接触。记住，绝对不能让周济生的人发现你们。一旦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撤。”

外勤组长名叫郭福生，跟了郑耀先两年多，办事利落，嘴巴很严。他听后立刻点头说：“处长放心，我亲自去。”

郭福生走后，郑耀先看了看窗外灰沉的天色，起身收拾了桌面上的文件，锁了抽屉。他决定早些去苏州河边“老地方”等着。徐百川约的茶楼在苏州河南岸的一条旧街上，门面不大，位置不起眼。郑耀先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苏州河上起了一层薄雾，河对岸的灯光在水里碎成一片。他进了茶楼后要了一壶龙井坐在二楼临窗的位置。这个位置能看到下面街口和河岸边的动静。

等了约莫半个小时，徐百川到了。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棉袍，戴着呢帽，手里拿着一份卷起来的报纸。郑耀先起身帮他倒了杯茶。徐百川坐下后先朝窗外扫了一眼，然后低声说：“老六，昨天重庆来电。戴老板让你回重庆述职，越快越好。”

郑耀先拿茶杯的手顿了顿：“让我回重庆？”

徐百川点头：“对。没有说具体事由，只说让你安排一下，把上海的事暂时移交。我估计是毛人凤的人在戴老板面前又嚼了舌头，说你在这边跟日伪走得太近，有些事情说不清楚。戴老板让你回去，可能是想当面摸摸你的底。但也不排除有别的安排。”

郑耀先慢慢喝了一口茶，说：“电报是戴老板亲发的？”

徐百川说：“是戴老板亲发，但电报是通过毛人凤的秘书处转给我的。里面说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客气，只让你‘即日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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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耀先放下茶杯，眼睛看着河面上的夜雾。回重庆述职，这五个字听起来轻飘飘的，但对于一个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工来说，有时候意味着更危险的审查。上海滩上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军统内部的人已经在背后掀他的船。他如果现在回重庆，苏军情报局的“融冰”计划后续怎么办？关东军残余的追查怎么办？党组织在上海的情报网怎么办？这些问题像一座座小山压在胸口，让他觉得每吸一口气都费劲。

“四哥，你怎么看？”他问徐百川。

徐百川叹了口气：“我本来不想把这个电报念给你听。但瞒着你更不行。老六，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回去之后如果问你海军情报的事，你要一口咬定来源可靠，把数据差异往鬼子的反间计上推。其他的我和宋孝安再想办法把证据补上。你在重庆最多待半个月。上海这边的摊子我会先帮你稳着。”

郑耀先沉默了一会儿后点了点头：“我明天安排一下手上的事。最晚后天动身。”

徐百川说：“你要带两个得力的兄弟一起走。这路上不太平。从上海到重庆千里迢迢，要经过好几个日占区和检查站。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郑耀先想了想说：“让赵简之跟我走。他身手好，遇事能顶上去。宋孝安留在上海帮你。我走之后，情报处那边还要靠他继续盯着王福生和徐秋影。”

徐百川说行。两人又低声商量了关于路线和证件的事。徐百川说站里可以给郑耀先准备一套新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证，从杭州走皖南再转武汉，由军统的地下交通线分段护送。郑耀先说不用，他身上有76号的公开身份，走日占区反而比偷渡更方便。只要以76号情报处外出办案的名义，就可以搭鬼子的军用列车或者征用车站的交通车。这样最安全也最快。徐百川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便不再坚持。

茶喝完时已经快九点。徐百川先走一步，郑耀先又在茶楼里坐了一会儿。他出神地望着河面上往来的船只，看那些挂着红蓝小旗的货船在雾中缓慢移动。回重庆的事来得突然，但细想又在情理之中。戴笠不可能一直对上海站内部的矛盾视而不见。郑耀先最近这段时间屡次被毛人凤的人告状，陆中每次发回重庆的电报里都夹枪带棒地提到他。戴笠就算再信任他，也架不住底下人反复念经。何况上海站这几个月确实出了不少事，有些事郑耀先自己也无法解释得一清二楚。戴笠要他回去，可能并不完全是为了审查，也是想让他当面向自己陈述上海站的局面，顺便给毛人凤那边一个交代。

回到商行后他简单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把最重要的几份文件和密写工具藏进行李箱夹层里。他对着镜子看了一会儿自己。镜子里的人眉眼深沉，两颊比以前更瘦了一些，下巴上冒出一层极淡的青色胡茬。他脱掉西装换上一件旧的深色夹克，把头发往后梳了梳。明天他将以76号情报处外调人员的身份离开上海。在离开之前他还要做一件事，就是把手头最要紧的情报——海军部署变化和特高课内部管制措施——通过老郭的运输线送出去。苏军情报局的任务不能因为他临时被调回重庆而中断。他必须留下一个可持续的传递安排。

夜已经深了。他拿出纸笔，在台灯下用预先约定好的密写方式把几组关键信息编成了一份看似平常的商业信函草稿。这些内容经过特殊药水处理后不会在纸上留下肉眼可见的痕迹。写完后他将信纸封进一个普通信封，然后在信封的正面按照约定画了两个不起眼的小点。明天一早，这封信会由老郭安排的取货人从白俄餐厅的后厨带走，混在一批调味品里送出上海。

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关了灯，和衣躺到床上。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处理和赵简之的接头、情报处事务的移交、以及向山本请假离开上海的手续。山本会不会准他走？如果山本不准，他又该怎么走？这些都是明天需要考虑的事。现在他只想让自己的心跳慢下来，再慢下来，像河面下的暗流一样，在最深的地方保持平静。

可闭上眼睛后，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回重庆的路像一条看不见尽头的绳索，在他脑海中缓慢展开。越往西走，离上海越远，离苏北的电波越远，离那些未完成的任务越远。但也许，离真相更近一些。戴笠面前的那张椅子上，曾经坐过许多像他一样从沦陷区回去的人。有的人回来时被升了官，有的人进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落在哪一头。他只知道一件事：无论在哪里，他都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真正身份的事。那把“风筝”的线还在陆汉卿手里，也在他自己的骨头里。谁也扯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