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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 永昌贸易公司的秘密（第2页）

冯德昌在周永昌办公室里完成了全面扫描后朝郑耀先微微摇了摇头，意思是除了刚才捕捉到的那个不明脉冲信号之外没有现其他异常。郑耀先对周永昌说核查结束了，感谢配合，然后带着冯德昌离开了永昌公司。他没有当场追问那个不明脉冲信号的来源——他不想在周永昌面前暴露出冯德昌这台设备能够捕捉到如此微弱的键控信号。如果周永昌知道76号的技术设备已经精密到了这个程度，他背后的组织就会立即改变通讯方式。

走出永昌公司后郑耀先和冯德昌沿着霞飞路往回走。冯德昌边走边翻看着探测仪的记录数据，困惑地自言自语说那个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调制方式跟他在圣母院路东段捕捉到的那个不明信号几乎如出一辙，但信号强度弱得多，像是从同一个射源漏出来的一小部分信号经过多次反射后的残留。郑耀先问他能不能确定信号源的具体位置，冯德昌摇头说不能——信号太弱了，只够判断调制方式相似，无法进行方位锁定。但如果这个信号再次出现而且强度稍高一点，他就能用一个简单的三角定位法把它所在的街区圈出来。

郑耀先听完之后没有表任何意见，只说回去后把这个现补充到圣母院路不明信号的排查档案里，暂时不做单独上报。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平淡，但心里已经在盘算另一件事——冯德昌在永昌公司也测到了与圣母院路不明信号特征相同的脉冲，而永昌公司和商行之间隔着将近两公里的城区。商行地下室的报信号不可能传播到两公里外的永昌公司还能被便携式探测仪捕捉到——除非永昌公司里也有一台与商行电台型号相同或频段相同的报设备，或者有一个信号中继器在商行和永昌公司之间转信号。

商行电台的型号是德律风根——这是德国货，市面上极为罕见。如果永昌公司也有一台德律风根，那只能说明周永昌背后的组织与德国的情报系统存在某种关联——这在中日战争的格局下不太成立，因为德国是日本的盟国，德国情报系统在上海的活动通常会与特高课协调。更合理的解释是有一个信号中继器在工作——有人在商行和永昌公司之间的某个位置安装了一台自动转设备，将商行出的信号接收后通过另一个频段转播到永昌公司。但郑耀先从没在商行出过任何信号——自从上次在商行地下室报被现后他就再也没有开过电台。那个中继器转的信号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只有一个。有人在用与商行电台相同的频段和调制方式在另一个地点报，而这个报者故意将信号特征模仿得与郑耀先的秘密电台一模一样。这不是技术巧合，是人为设计的信号伪装。有人在伪造他的电台信号，而且已经伪造了足够多次，让冯德昌的探测仪在圣母院路和永昌公司两个地点都捕捉到了这个信号的特征。

谁会伪造他的电台信号？目的又是什么？

郑耀先的第一个反应是关东军情报课。藤田的人一直在试图从技术层面构建郑耀先使用秘密电台的证据，如果能在特高课的测向系统中植入伪造的报信号，让测向仪的数据指向郑耀先，就能为华北旧档提供一份“电磁证据”作为补充。但伪造信号需要掌握郑耀先电台的准确频段和调制特征——这些参数只有在他曾经报时被完整记录之后才能被复制。而唯一一次在商行地下室报时被记录到的信号，只有冯德昌捕捉到的那三秒脉冲。

想到这里郑耀先停下了脚步。他站在霞飞路的人行道上看着前方不远处正在摆弄探测仪的冯德昌的背影，一个极其冰冷的事实在他的脑海中成形。冯德昌捕捉到的那个三秒信号脉冲是真实的——那确实是他在商行地下室报时留下的尾迹。但之后冯德昌在圣母院路和永昌公司两次捕捉到的“相似信号”就未必是真实的——那三秒脉冲的特征参数已经被完整记录在了冯德昌的探测仪数据存储单元里，任何人只要能接触到这台探测仪就能提取出这些参数，然后用一台信号生器在另一个地点伪造出完全相同的信号特征。

冯德昌的探测仪是特高课配的设备，特高课的技术课有权限接触和使用这种设备的所有存储数据。如果藤田通过关东军情报课的渠道让特高课技术课的某个人提取了冯德昌探测仪中存储的信号参数，然后伪造了一系列“相似信号”逐步将信号源的方位引导到郑耀先的住所或者办公地点附近——那么李士群手中就多了一份独立于华北旧档之外的全新证据，一份能够在宫本面前彻底坐实郑耀先“私设秘密电台”罪名的技术证据。

郑耀先对冯德昌说了一句话，语气平常，但话里的每个字都经过了反复斟酌。他说技术工作做得很好，但以后这台探测仪存储的数据必须由他亲自保管——每次勘测结束后将数据记录本和存储单元一并交到他办公室统一归档，不得私自留存也不得向技术组以外的任何人提供数据拷贝。这是情报处的标准保密程序，之前没有严格执行是他疏忽了，从今天开始必须落实。

冯德昌没有任何怀疑，点头说明白，以后每次勘测结束就把全部数据直接交给郑组长。他不知道他刚刚交出的不仅仅是几组信号参数——他交出的是关东军情报课可能正在利用的数据链条中的关键一环。郑耀先决定今天回去后立刻对冯德昌探测仪的存储单元做一次全面的数据检查，查出每一次信号记录的准确时间、地点和信号特征，看是否有明显的伪造痕迹。

下午三点郑耀先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宋孝安用货运暗语打来的电话。宋孝安在电话里报告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永昌贸易公司的工商注册档案已经查到了——周永昌确实是福建人，但他的贸易公司最初的注册资金中有百分之四十来自哈尔滨亚布拉莫夫进出口公司，注册时间是两年前的夏天。第二件事是今天上午周永昌离开永昌公司后去了虹口四川北路的一家日本人开的洋行——正是吴世宝的人之前看到张士出入过的那家洋行。周永昌在洋行里待了将近五十分钟，出来时身边多了一个人——宋孝安的人认出那个人就是军统上海站副站长张士。两人在洋行门口分手，张士往南去了法租界方向，周永昌独自回到了永昌公司。第三件事是今天下午两点有人在苏州河码头附近看到了顾长顺案中的第二个重庆口音男子——就是宋孝安之前确认过的那个与中岛诚一在松崎馆外会面的男人。这个人今天没有去虹口方向，而是沿着苏州河往西走，在苏州河和公共租界交界处的一家茶馆里和另一个男人见了面。那个男人的体貌特征与永昌贸易公司的周永昌完全吻合。

周永昌同时与张士和重庆口音男子见面。这个人一天之内见了军统副站长和关东军情报课的行动人员。这意味着他要么是同时为军统和关东军服务的双面间谍，要么是用不同的身份忽悠两方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无论哪种情况，周永昌都已经成为了一张连接军统、关东军和顾长顺之死三条线索的核心牌面。

郑耀先在电话里对宋孝安说永昌公司这条线继续跟，但不准接触周永昌本人，任何行动都不准惊动他。他说完后用暗语追加了一条指令——让赵简之今晚到商行见他。

傍晚六点郑耀先在白俄餐厅用晚饭时注意到今天跟踪他的人换班了。“小浙江”和中年妇女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穿着短打的年轻男人，一前一后守在餐厅斜对面的街角。他们的站位和姿势暴露了他们的意图——两人之间互相可以看到对方，保证任何一个方向上的目标移动都至少有一个人能跟上。这是典型的抓捕前盯梢队形，不是一般的跟踪，而是为了确保目标在抓捕时机到来时不会从眼皮底下溜走。

吴世宝的人已经从跟踪升级为监控——监控意味着行动权已经下放到了盯梢人员手中，只要李士群一声令下，街角的两个人随时可以冲进餐厅把他按在桌上。郑耀先不动声色地吃完晚饭，用和往常完全相同的度结账、穿外套、走出餐厅。他没有甩掉尾巴，而是直接走向商行的方向，任由两个盯梢者一前一后地跟在他身后。他知道今天晚上不是甩尾巴的时候——如果他表现出任何试图摆脱盯梢的迹象，李士群就会认为他要跑，从而加快抓捕的时间表。

他需要在李士群动手之前完成一件事——让李士群不敢动手。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张能在宫本或者山本面前翻盘的王牌。吴世宝与关东军情报课的秘密联系就是这张牌，但牌不能由他打出去，而需要一个山本绝对信任的人替他打。他再次想到了佐佐木——通过佐佐木这个渠道将吴世宝的背叛行为送上山本的案头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接近佐佐木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佐佐木是山本的鹰犬，剑道高手，杀人如麻，警觉性极高。想要在他面前不着痕迹地种下一颗怀疑的种子，需要一场滴水不漏的演出。

回到商行后郑耀先在地下室的夹层里取出了之前为备用报点准备的那套便携式电台部件。他不需要用这套设备报——他只需要让吴世宝的人“现”这套设备的存在，并且让吴世宝错误地认为这是他从76号外勤仓库里秘密转移出来的特高课配设备，型号与关东军情报课在中村诚公寓里使用的那台相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让吴世宝自己现中村诚的秘密电台，第二步是将中村诚的电台型号与郑耀先“拥有”的电台型号制造出某种关联，第三步是让这个关联通过山本的渠道暴露出吴世宝与关东军情报课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这个计划存在一个前提——宋孝安的人能够在不惊动中村诚的前提下完整记录他的电台通讯频段和通讯时间规律，并在恰当的时机将这些信息匿名传递给佐佐木手下的特高课行动队员。这个前提的实现需要精准到分钟的时间配合，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将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

晚上九点赵简之从商行后门进入了三楼内室。他带来了一份虹口宪兵中队的布防简图——这是赵简之通过虹口一个码头工会的内线用一整天时间摸查出来的。图上用红笔标注了宪兵岗哨的准确位置、换岗时间、以及夜间巡逻路线。宪兵在虹口的布防重点集中在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的正门和两个侧门，但对司令部后方的物资仓库和燃料储存区布防相对薄弱——那里只有两个固定岗哨，夜间巡逻每两小时一次，换岗时有大约五分钟的间隙。赵简之说如果他带队行动，他会选择从物资仓库方向潜入，利用换岗间隙穿过仓库区接近司令部主楼，而不是正面硬攻。

郑耀先将布防简图看了三遍之后在蜡烛上烧毁了。他让赵简之立刻将这份布防情报抄送两份，一份通过宋孝安的渠道给徐百川，让徐百川转给张士——如果张士真的是“海燕计划”的执行负责人，他需要这份布防情报来调整行动方案。另一份通过郑耀先自己的地下交通线给苏北根据地，让组织掌握鬼子在上海的海军布防动态，以备将来策应新四军的作战需求。

赵简之走后郑耀先独自坐在三楼内室里将今天一天收集到的全部信息进行了一次系统化的整理。他在纸上画出了一张新的关系图——以周永昌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出五条线。第一条线通向张士，代表周永昌与军统副站长之间的秘密会面。第二条线通向重庆口音男子，代表周永昌与关东军情报课行动人员之间的接触。第三条线通向阿布拉莫维奇，代表永昌公司与哈尔滨警察学校之间的历史联系。第四条线通向顾长顺，代表苏北药品转运渠道与码头外勤人员之间的致命交集。第五条线通向永昌公司二楼的那架高倍望远镜，代表周永昌正在为某个行动方案做前期踩点——而这个行动极有可能就是张士手中的“海燕计划”。

但周永昌到底是什么人？他今天上午见张士，下午见关东军的人——如果他是军统的卧底，他见关东军的人就是为了渗透敌方。如果他是关东军的暗线，他见张士就是为了套取军统的情报。如果他两者都不是而是某个独立的第三方——比如中统或者某个周永昌自己组织的独立情报网——那他在三方之间周旋的目的就更复杂了。

郑耀先决定明天上午派人秘密接触阿布拉莫维奇，以美华西餐厅爆炸案的后续调查为由，从阿布拉莫维奇口中侧面了解周永昌的背景和他与哈尔滨警察学校的关系。但接触阿布拉莫维奇的人不能是他自己，也不能是宋孝安或赵简之——阿布拉莫维奇是关东军的前合作伙伴，一旦他意识到76号有人在追查周永昌的关系网，他极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关东军通风报信。最理想的接触人选是徐秋影——她俄语流利，对哈尔滨俄裔社区熟悉，而且身份中立，不会引起阿布拉莫维奇的过度警觉。

郑耀先在深夜通过秘密投递渠道给徐秋影留了一条暗语信息，约她明天上午在法租界霞飞路天主教堂后院的公共长椅上见面。信息的措辞刻意模糊——他没有提周永昌，也没有提阿布拉莫维奇，只说有一份涉及到档案核实的“哈尔滨方向”事宜需要她帮忙确认。这个措辞恰好在徐秋影的专业范围内——档案科科长核实档案信息是分内工作，任何外人看到这条信息都挑不出毛病。

凌晨时分郑耀先在木板床上躺下。弄堂对面煤球堆旁那个伪装成木箱的信号记录仪还在悄无声息地工作着，每隔十五分钟自动记录一次周围五百米范围内的电磁波动数据。郑耀先闭着眼睛在心中默算着明天一天的行动时间表。上午与徐秋影在天主教堂见面布置接触阿布拉莫维奇的任务，中午去76号处理日常公务，下午去情报处参加关于虹口警戒升级的紧急协调会，傍晚去白俄餐厅应付吴世宝的盯梢，晚上回到商行接收冯德昌的探测仪数据做全面核查，午夜过后去济世堂附近的备用报点尝试与苏北进行一次简短的无线电联络——所有行动都必须像齿轮一样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一起，任何一个齿的错位都会导致整台机器的卡顿甚至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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