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警察学校担任过客座讲师、与关东军有过密切合作、最近刚从哈尔滨迁居上海的俄裔商人——这三个身份叠加在一起,让郑耀先立刻意识到阿布拉莫维奇这个人的价值远远出一份普通的协查通报。如果阿布拉莫维奇在警察学校担任客座讲师的时间与郑耀先在警察学校修业的时间有重叠,那么他很可能认识郑耀先,或者至少见过郑耀先。更重要的是,阿布拉莫维奇作为关东军的前合作伙伴,他与关东军情报课之间很可能还保持着某种联系——他选择在这个时候从哈尔滨搬到上海,是真的因为商业原因,还是因为他被关东军情报课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使命?
郑耀先决定亲自去接触一下这个俄裔商人。但在行动之前他需要确认一件事——阿布拉莫维奇是否认识“郑耀先”这张脸。如果他在警察学校授课期间确实见过郑耀先,那么郑耀先以76号情报处副组长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就等于把自己的脸直接送给了一个潜在的目击证人。而一旦李士群或者吴世宝通过某种渠道找到阿布拉莫维奇,问到“你是否认识一个叫郑耀先的警察学校学员”,阿布拉莫维奇的回答就可能成为华北旧档之外的又一条致命证据。
最安全的做法是不让阿布拉莫维奇看到自己的脸,通过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去接触他。但这个中间人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对阿布拉莫维奇进行询问,而且询问的内容不能太过于精准——太精准的问题会让阿布拉莫维奇意识到有人在针对性地调查某个人,而这个意识一旦被触,就很难保证他不会去向关东军情报课或者特高课通风报信。
郑耀先在脑海中将他能够调用的可靠人员逐个过滤了一遍。宋孝安正在全力追查顾长顺的死因和监控中岛诚一,赵简之在执行虹口的夜间任务,徐百川不能动用——站长级别的调动会引起太多不必要的关注。冯德昌还没有被策反,不能交给他任何敏感任务。外围的地下党同志更不能直接介入这件事——把地下党的人送到一个有可能是关东军情报课暗线的俄裔商人面前,等于是给敌人送菜。
想来想去,郑耀先想到一个人——徐秋影。
徐秋影是军统上海站档案科科长,心思细腻,身份成谜。她在军统上海站内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参与行动,不碰情报,只负责档案管理和文书工作,但她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经手了大量的机密信息,对这些信息的敏感程度远出一个普通档案科长的职责范围。郑耀先曾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徐秋影在某些关键节点上表现出的异常敏锐——她似乎总能从大量琐碎的档案信息中提前察觉到某种趋势或风险。而且徐秋影的背景履历中有一条让郑耀先一直记忆犹新——她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三年,俄语流利,对哈尔滨的俄裔社区非常熟悉。
让徐秋影以“在法租界走访俄裔社区了解社会动态”的名义去接触阿布拉莫维奇,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方案。徐秋影的俄语能力和哈尔滨生活经历让她有天然的理由去跟一个刚搬到上海的俄裔商人聊天,而档案科科长的身份又不会引起对方太高的警觉——档案科听起来没有行动组和情报组那么有攻击性,更像是一个文职机构。
但问题在于郑耀先不知道徐秋影的真实立场。她在军统上海站工作多年,一直保持着某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中立态度。她既不属于明显的戴笠派,也不依附于毛人凤派,与各方都保持着一种礼貌而疏远的工作关系。这种姿态在军统内部极为罕见——在这种派系林立的环境中,不站队的人要么是真的与世无争,要么是背后有更大的靠山。徐秋影的靠山是谁?她与哈尔滨的情报界有没有过交集?如果她恰好与关东军情报课或者哈尔滨特务机关有某种郑耀先不知道的关联,那么让她去接触阿布拉莫维奇就等于向敌人主动暴露了郑耀先对这条线索的关注。
郑耀先最终决定暂时不去接触阿布拉莫维奇,而是先通过情报处的公开渠道将阿布拉莫维奇列为“需要观察的从东北迁沪亲日商人”之一,把他纳入常规监控名单。这样做的好处是郑耀先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外勤组的日常排查报告持续获取阿布拉莫维奇的活动信息,而不需要亲自出面或者动用任何秘密资源。等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之后再决定是否进一步接触。
他在这份协查通报的签批栏里写下“此人系关东军方面有关联的迁沪商人,可能与东北方向的情报网络存在联系。建议纳入虹口及法租界亲日人员动态监控名单,由外勤组每月提交一次活动报告。暂不直接接触。”
这个批语完全符合一个情报处副组长应该具备的专业判断——对任何可能与敌方情报网络有关联的人员保持警惕,在不打草惊蛇的前提下持续收集信息。即便这份签批意见将来被李士群或者宫本看到,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处理完这份通报后时间已经接近中午。郑耀先正准备去食堂吃午饭,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李士群的声音。李士群说让他现在去一趟办公室,语气平淡但隐约透着一丝不寻常的意味——李士群平时叫人都是用“过来一下”这种模糊的措辞,但这次他说的是“现在”,而且没有说明原因。
郑耀先挂断电话后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领,拿起桌上的公文包走出办公室。他在走廊里遇到了正从技术室出来的冯德昌,冯德昌手里拿着一个装满电子元件的纸盒子,看到郑耀先时停下脚步说郑组长,新设备的调试已经完成了,灵敏度比旧设备提高了大约百分之三十,他准备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写一份详细的操作手册。郑耀先点点头说好,然后继续往前走。
李士群的办公室门半掩着,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郑耀先在门口站了一秒,从声音判断出办公室里除了李士群之外还有另一个人——宫本一郎。宫本的汉语带着浓重的大阪口音,音有些含混但语很快,这说明他正在跟李士群讨论某件让他兴奋或者焦虑的事情——宫本在平静状态下说话是慢条斯理的,只有在情绪波动时才会加快语。
郑耀先敲了两下门,里面说了声“进来”。他推门进去,看到宫本坐在李士群办公桌侧面的沙上,手里夹着一根燃到一半的香烟。李士群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刚打开的电报稿。两人看到郑耀先进来时的表情都不太自然——李士群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下才移开,宫本则干脆没有看他,继续抽着烟盯着茶几上的烟灰缸。
李士群示意郑耀先在宫本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说宫本顾问刚从特高课总部带来了一份最新的情报通报,涉及到军统上海站近期的一个行动计划,希望情报处能够尽快做出评估。
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下,将公文包放在脚边,身体微微前倾做出一副专注聆听的姿态。宫本这时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用带着大阪口音的汉语说山本课长昨天深夜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经过特高课技术课的连夜破译,确认电报的来源是军统重庆局本部,收报方是军统上海站。电报的内容指示军统上海站“尽快完成对海军设施的综合评估”,并“在接到进一步指示后启动预定方案”。
郑耀先听完宫本的转述后心里立刻做出了判断——山本截获的是戴笠给徐百川或者张士的电报,内容涉及针对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袭击行动。这封电报的加密方式被特高课的技术课破译了,说明军统的密码系统已经出现了安全漏洞。但电报的内容只是指示“完成评估”和“等待启动”,没有提到具体的行动时间、地点和方式,说明重庆方面对这次行动的核心细节采取了更高级别的加密,或者根本就没有通过电报传递核心细节。这对于军统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郑耀先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远远出了宫本和李士群目前所意识到的程度。特高课截获的这封电报与吴世宝从码头被捕者那里审讯出来的关于“资深行动专家策划袭击海军设施”的情报,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两条线索一旦被合并起来分析,宫本和李士群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军统上海站确实正在策划一次针对日本海军的大规模行动,而且行动的细节已经通过某种方式传达到了上海。他们会倾尽全力去追查这个行动的负责人和执行者,而追查的范围必然会先落在郑耀先这个“资深行动专家”身上。
但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对这个话题的回避或紧张。他用一种冷静而专业的态度回应说,这封电报的内容与行动队从码头被捕者口中审讯出来的情报高度吻合,说明军统方面的行动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准备阶段。他建议情报处从三个方面入手加强防范第一,加大对虹口一带日本海军设施周边的反侦察力度,重点排查可疑的观察点和踩点人员;第二,对所有已知的军统上海站成员及其外围关系实施更严密的监控,特别注意近期频繁出入虹口的人员;第三,建议宫本顾问协调日本海军方面加强设施的警戒等级,在关键节点增设岗哨和巡逻。
宫本听完郑耀先的建议后缓缓吐出一口烟雾,然后说山本课长已经命令特高课行动队从今天起在海军设施周边实施二十四小时武装巡逻,佐佐木队长亲自带队。但他对郑耀先提出的第二点建议——监控军统成员——有不同意见。宫本认为军统上海站的核心成员大多隐藏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华人社区中,76号的监控能力在租界范围内受到极大的限制,与其花大量人力做低效的监控,不如集中精力策反军统内部的动摇分子,从内部获取情报。
李士群听了宫本的话之后微微皱了下眉头。宫本说的“策反军统内部的动摇分子”这个策略表面上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暗含着一个李士群不愿意接受的前提——76号现有的军统内线资源远远不足以渗透到军统上海站的决策核心。李士群手里确实有几个军统的叛变者,但这些人都是底层的外围人员,接触不到真正的核心机密。宫本这么说是想通过特高课自己的渠道去策反军统人员,绕开76号的情报体系,这等于是在削弱李士群在日本人面前的价值。
郑耀先从李士群的微表情中读到了这种不悦,但他没有做任何反应。在这种场合下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沉默,让李士群和宫本自己去博弈。他只是一个情报处的副组长,上面的神仙打架他插不上手,也不想插手。
宫本走后李士群将那份电报稿收进抽屉里,然后转头对郑耀先说了一句话,语气中带着刻意为之的随意“郑组长,顾长顺案的调查你多上点心。吴世宝这个人做事粗线条,查案容易走偏,你在情报分析上把关就行。”
这句话表面上是给郑耀先分配工作任务,但郑耀先听出了话里的另一层含义——李士群希望他深度介入顾长顺案的调查,不是因为他信任郑耀先的分析能力,而是因为如果郑耀先和顾长顺之间真的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那么郑耀先在调查过程中迟早会露出破绽。把郑耀先放在调查的第一线,等于是把他放在聚光灯下,让吴世宝的人从旁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这是李士群惯用的手法——让嫌疑人自己去查与自己有关的案子,在压力下等待嫌疑人不打自招。
郑耀先面色如常地回答说他会跟进顾长顺案的调查进度,定期向李副主任汇报。然后他起身告辞,拿起公文包走出了李士群的办公室。
回到情报处办公室后郑耀先没有马上去吃午饭,而是坐在办公桌前将刚才与李士群和宫本对话的每一个细节重新梳理了一遍。宫本透露的关于特高课截获电报的信息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证实了张士的行动已经被敌人察觉,更重要的是它暴露出军统的密码系统已经不再安全。如果特高课的技术课能够破译重庆局本部给上海站的电报,那么同样的技术手段很可能也能破译上海站给重庆的电报,甚至可能破译军统其他站点之间的通讯。这个安全漏洞必须尽快堵上,否则军统在上海的全部潜伏网络都将暴露在敌人的监控之下。
郑耀先需要把这个情报传递给徐百川,让徐百川通过自己的渠道提醒重庆方面更换密码体系。但问题在于他现在处于李士群和吴世宝的严密监控之下,任何与军统人员的秘密接触都存在极大的风险。而且顾长顺刚死,军统内部关于戴毛两派互相清洗的流言正在蔓延,这个时候他去见徐百川,很可能会被毛人凤派的人解读为“戴笠派在紧急磋商应对策略”,进一步加剧内部的猜忌。
他决定改用宋孝安的中转渠道来传递这个信息。宋孝安与徐百川之间有一条独立的联络线,不需要经过郑耀先就可以完成情报的传递。这样做既能保证情报的及时送达,又能让郑耀先在表面上与这件事保持距离。
他在一张便签上用货运暗语写了三行字,内容翻译过来是“北面来的质检报告显示包装材料有破损,建议总号更换全部包装规格,旧规格全部作废。此批货物不再使用原有包装进入任何仓库。详情由宋面陈。”写完他将便签折好放进中山装的内袋里,然后起身去食堂吃午饭。
食堂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情报处和行动队的普通职员。郑耀先端着餐盘在一个靠窗的空位上坐下,正低头吃饭时吴世宝端着餐盘在他对面坐了下来。这个举动本身就很不寻常——吴世宝平时从不和郑耀先同桌吃饭,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在表面同僚实则互相提防的状态。今天他主动坐到郑耀先对面,一定有目的。
吴世宝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几下,然后用一种闲聊的口吻说郑组长最近挺忙的吧,顾长顺的案子、华北档案的核实、虹口的反日传单,几摊子事都堆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他说这些话时脸上挂着笑容,但那笑容里藏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幸灾乐祸。
郑耀先不动声色地继续吃饭,回答说都是分内的工作,谈不上忙不忙。吴世宝听了之后笑容更深了,凑近一点压低声音说郑组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华北档案那事儿我劝你趁早想好后路。李副主任那个人你是知道的,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既然敢在会上把档案亮出来,就说明他手里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没往外拿。你现在硬撑着不说,等他把剩下的东西都亮出来,你连说都来不及了。
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给郑耀先一个善意的提醒,但郑耀先听得很清楚——吴世宝是在试探他。如果郑耀先对华北旧档的调查感到紧张或者恐惧,吴世宝就能从他的反应中判断出那份档案的内容对他构成了真实威胁。而如果郑耀先表现出毫不在意的姿态,吴世宝就会认为他要么是早有准备要么是确实清白的。无论哪种反应,都能给吴世宝提供有价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