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点头应下,然后看似不经意地提了一句说他在整理圣母院路排查档案时现了该区域存在多处合法无线电设备的情况,已经整理成一份补充报告,建议宫本顾问在向山本课长汇报圣母院路排查工作时一并提交作为参考。宫本接过报告翻了几页看到电车公司调度电台的频段漂移记录时,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郑耀先知道这个细节引起了宫本的注意,因为电车公司的调度电台使用的是与特高课测向频段非常接近的频率,设备故障导致的频段漂移确实有可能被误判为非法信号。宫本将圣母院路无线电干扰报告的副本和郑耀先的书面解释一并收进文件袋中没有做出任何评论,但这个动作本身已经说明他准备将这份材料作为向山本汇报时的参考依据。不管山本最终是否采信,至少宫本这个层面已经接收到了他提供的替代解释,并且愿意将其纳入正式的汇报流程——这就意味着关于圣母院路无线电信号来源的调查可能不会单方面地朝着不利于情报处的方向展。
处理完这两份报告后时间已经接近中午,周济民从警务处政治科带回了最新的消息。消息有三个第一,警务处政治科今天上午收到了一封从重庆来的加密电报,电报的报单位是军事委员会统计局,内容是正式确认韩明远的特别调查专员身份并授权他在法租界内开展调查工作,警务处必须提供全面配合。这封电报的措辞与前几天那封公函一致,但多了一条补充条款——韩明远有权要求警务处临时拘留与调查相关的任何人员,每次临时拘留的时限为四十八小时。四十八小时的临时拘留权给了韩明远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他可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先抓人再取证,用拘留的压力逼迫被调查对象开口。
第二个消息是张士今天上午向警务处政治科提交了一份关于要求配合调查的正式函件。他在函件中以军统上海站副站长的身份要求警务处提供安德森被杀当晚礼查饭店周边区域的全部巡捕巡逻记录,理由是他正在协助特派员陆中进行一项与安德森案相关的内部调查。张士在韩明远即将抵达的前一天突然主动跳进安德森案的调查中,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匕来源的线索正在指向自己,所以想要通过主动参与调查的方式来掌握调查方向以便在匕问题上先制人。他要求调阅巡逻记录的真实目的可能是想确认当晚有没有巡捕目击到他进出礼查饭店,如果有就想办法让那个目击记录消失。
第三个消息与韩明远的行程有关。韩明远的车队今天早上从南京出后没有直接沿京沪公路南下,而是在镇江附近拐进了一条岔路停留了大约两个小时。据沿途的军统交通站报告韩明远在镇江秘密约见了一个人,会面地点在镇江火车站附近的一家茶馆,会面持续了约四十分钟。与韩明远会面的人身份暂时没有确认,但体貌特征是五十岁左右,戴黑框眼镜,穿着深灰色中山装,操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
操浙江口音的中年男子,在镇江秘密约见韩明远——郑耀先在脑海中迅筛选着已知的军统高层人物。军统局内部浙江口音的高级干部不在少数,但能在镇江随叫随到并且有资格与韩明远秘密会面的人,最可能的是军统局本部督察室副主任沈逸风。沈逸风是戴笠的同乡浙江江山人,在督察室干了八年,是戴笠在督察系统中安插的心腹。如果韩明远在来上海之前先绕道镇江见沈逸风,那说明戴笠已经通过沈逸风向韩明远传达了某些不便于通过电报传递的指令——比如对陆中和张士的处理底线,或者对郑耀先的暗中观察任务。
郑耀先对此没有丝毫的大意。沈逸风这个人他不是直接打过交道,但通过徐百川的口中他了解到沈逸风的办案风格与韩明远截然不同——韩明远是明火执仗的刀,沈逸风是躲在暗处的针。韩明远在明处调查陆中和张士,沈逸风在暗处观察整个军统上海站的动向,这个配合一旦形成对于郑耀先来说是一个比单纯的韩明远调查要危险得多的局面。
他让周济民通知徐百川立即通过军统苏北站的渠道确认沈逸风目前是否在镇江。如果确认是沈逸风本人,那徐百川需要在重庆方面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向戴笠传递一个信息——军统上海站欢迎局本部督察室的监督,但希望监督是公开透明的,而不是通过暗中介入的方式。要求督察工作保持透明度在程序上无可挑剔,同时也能在戴笠面前表现出徐百川作为站长的坦荡态度,这比任何的申辩和辩解都更有说服力。
下午的安德森案件专题会议在二楼会议室召开。参会人员包括山本太郎、宫本一郎、特高课行动队队长佐佐木、宪兵队的一名少佐代表以及76号方面的郑耀先和吴世宝。李士群没有出席,据说去了南京开会,这反而让会议的气氛比平时稍微缓和了一些——有李士群在的时候他总会把话题从案件本身引向对76号内部人员的质疑,以压制异己,他不在场至少可以让会议集中精力处理案情而不是内斗。
山本先让佐佐木汇报特高课行动队的调查进展。佐佐木站起来打开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用日语逐项汇报。行动队对礼查饭店周边的走访调查显示安德森在被杀前三天行为异常——他取消了平时固定的午餐会面,退掉了原本预订的周末马术课程,还向警务处政治科请了三天病假。但他的同事证明他那几天身体状况完全正常,请病假显然是为了处理私事。更关键的是安德森在死前一天晚上在礼查饭店的酒吧里跟一个身份不明的中国男子生过激烈争吵,酒吧侍应生回忆那个中国男子大约四十岁左右,身材偏瘦,穿深色西装,争吵内容涉及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侍应生听不懂英文但从两人争吵的语气和反复出现的几个词判断争吵的核心是一份文件——安德森坚持说文件的价格是之前约定好的,对方则要求降价,最后对方撂下一句狠话走了,狠话的内容侍应生没听清,只记得最后几个音节听起来像是“会后悔的”。
郑耀先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快记录。那份引起争吵的文件很可能就是安德森准备卖给某个买家的情报,而这个买家与刺杀安德森的凶手之间大概率存在关联。买家要求降价而安德森拒绝,导致买家动了杀心——或者买家就是关东军情报课的人,藤田派人去杀安德森不是为了杀价,而是为了灭口。
佐佐木汇报完毕后山本将目光转向郑耀先,示意他汇报情报处的调查进展。郑耀先站起来将准备好的报告展开,先用日语概述了情报处对匕来源的调查结果——重点介绍了虹口黑市走私网络的情况以及法租界巡捕房查获的两把同型号匕的详细信息。然后他将报告翻到访客登记簿的那一页,用平静而精准的语气陈述了案当晚礼查饭店后门访客登记簿的记录情况。他的陈述严格按照事实,不添油加醋,不说张士就是凶手,只说登记簿上有张士的名字,登记时间为晚上七点五十五分,访问对象为四楼安德森先生,目前该线索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当“张士”这三个字从郑耀先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会议室里的气氛骤然变了。山本的身体微微前倾,手指交叉放在桌上,目光变得锋利而集中。佐佐木的反应更直接,他立刻翻开自己的调查报告查阅其中关于访客登记簿的部分——特高课行动队之前也拿到了登记簿的副本,但他们显然没有将张士这个名字作为重点来查。佐佐木快翻到相关页码后眉头皱了起来,显然意识到自己漏掉了一条重要线索。
山本问了一个关键问题张士与安德森之间是否存在情报交易关系。郑耀先回答说他目前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证明两人之间有交易,但有几个间接的关联值得注意——安德森在工部局警务处的职责之一是分析军统在公共租界的活动情报,而张士作为军统上海站副站长对军统在公共租界的部署了如指掌;如果安德森确实是在向某个买家出售情报,张士作为情报的原始所有者完全有可能是交易的一方——要么是买家,要么是被出卖的对象。
山本思考了片刻后要求情报处和行动队联合对张士展开秘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他过去半年内的行踪规律、资金往来和人际关系,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完成初步调查报告。同时他让宫本联系警务处政治科把礼查饭店周边的巡逻记录全部移交给特高课。吴世宝听到这个安排后立刻主动请缨说76号行动队愿意承担对张士的跟踪监控任务,言辞恳切似乎想在安德森案的功劳簿上分一杯羹。山本点头同意了这个提议,但补充说跟踪监控的具体方案需要报宫本批准后方可执行。
郑耀先坐在座位上没有说话。他在心里快评估着这个决定对自己计划的利弊。利在于特高课和76号行动队同时盯上张士会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在韩明远面前的活动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通敌的嫌疑也会更加难以洗清。弊在于如果吴世宝的行动队在跟踪张士的过程中意外现张士与军统上海站其他成员的联系,就会顺藤摸瓜扩大调查面,而这种扩大化的调查最终可能波及到军统上海站的整个组织架构。
会议结束后郑耀先回到情报处办公室整理会议记录和后续任务清单。周济民已经将他交代的事情办妥了——徐百川收到了关于韩明远在镇江秘密约见疑似沈逸风之人的情报,已经通过军统苏北站的渠道向重庆方面出了确认请求。同时苏北根据地保卫部门也通过秘密交通线送来了一条关于失踪交通员“水鬼”的最新消息水鬼的伤情已经初步稳定,虽然仍处于昏迷状态但生命体征正在缓慢恢复,根据地野战医院的医生预计再过两到三天他就能苏醒过来。水鬼一旦苏醒就能交代他在返回上海途中遭遇了什么以及他的被捕与叛徒“鹤”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如果“鹤”在被击毙之前还出卖了其他交通员和联络点,这些信息对于正在重新构建地下交通线的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傍晚时分宋孝安带回来一条关于曹旭的最新动向。曹旭今天下午在韩明远停留镇江期间没有跟随车队前行,而是单独乘坐一辆租来的汽车提前进入了上海。他抵达上海后第一站没有去警务处,而是直接去了法租界霞飞路上一家名为巴黎饭店的旅馆,在那里开了五间房——正是韩明远随行人员的人数。这个细节证实了郑耀先之前的判断——韩明远的真正驻地不是警务处提供的办公场所,而是法租界内一个便于自由行动的独立空间。在法租界内住宿可以让韩明远避开76号和特高课的监视,毕竟法租界是法国人的地盘,山本的特高课在那里没有执法权。
曹旭开好房间后离开巴黎饭店去了礼查饭店。对,就是安德森被杀的那个礼查饭店。曹旭在那里做什么,宋孝安派去盯梢的人无法跟进去确认——礼查饭店的安保在安德森案后已经全面升级,所有非住客进入大堂都需要登记证件并说明访问对象,如果报不出访问对象的姓名和房间号就会被请出去。但盯梢的人在饭店对面的咖啡馆里蹲守了大约一个小时,看到曹旭从饭店大门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棕色的牛皮纸文件袋,正是安德森被害当晚从他房间里失踪的那个。盯梢的人还注意到曹旭从饭店出来后没有直接回巴黎饭店,而是拐进了饭店后面的一条小巷在小巷里跟一个戴礼帽的男子快交换了什么东西。距离太远看不清交换的具体物品,但盯梢的人判断交换的物品应该是文件或信件,因为两人交换时用的是双手,而且物品的大小和厚度与信封或文件夹非常吻合。
安德森的文件袋出现在曹旭手中,这说明安德森被害之前已经与韩明远或至少与曹旭建立了某种联系渠道,文件袋里的内容可能就是安德森准备卖给韩明远的情报,而这份情报的内容可能与陆中和关东军情报课的勾当有关。曹旭在小巷里交换的物品可能是从文件袋中取出的一部分材料或者是一份接收确认单据,而接收方如果就是张士的话,那就意味着张士在安德森案中的角色比之前判断的更加复杂。
郑耀先迅整理好装备走出商行后门,沿着夜色笼罩的弄堂往76号方向疾步而行。今晚他要去情报处值夜班——这是他主动申请的安排,理由是在韩明远抵达之前需要集中处理安德森案和荣记货栈善后的大量文书工作。但这个安排的真实目的是另一层他要利用夜间值班的权限调阅吴世宝今天调走的那些档案的副本,查清楚李士群到底在山本面前告了他什么状,以及山本下令调阅圣母院路排查档案时具体圈定了哪些关注重点。
到达76号后整栋楼只有三楼情报处办公室和二楼宫本办公室还亮着灯。宫本的办公室窗户里透出暗淡的台灯光芒,显然宫本也在加班处理荣记货栈和安德森案的相关文件。郑耀先轻手轻脚地走进情报处办公室,将门虚掩上,然后打开墙角的铁皮档案柜开始逐层查找今天被调阅过的档案的归档记录。每份档案被调阅时都会在档案管理员的登记簿上留下调阅时间、调阅人签名和归还时间。他找到了登记簿翻到今天那一页——山本的机要秘书调走了十六份档案,涵盖了圣母院路排查的全部记录。吴世宝调走了二十三份档案,全是情报处向行动队提交的配合排查申请及回复函底稿。
郑耀先将这三十九份档案的编号全部抄录下来,然后根据编号找到了档案室中存放的相应副本。他花了将近两个小时逐份审阅这些副本,在脑海中重建了李士群在山本面前构建的攻击逻辑。这个逻辑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程序质疑——情报处在圣母院路排查中给出的低风险结论缺乏充分证据支撑,存在玩忽职守的可能;第二层是行为质疑——郑耀先在排查过程中有单独行动时间段且无法提供完整的人证物证,存在包庇特定对象的嫌疑;第三层是背景质疑——郑耀先的履历中在哈尔滨时期有三年档案空白期,虽然已经由伪维新政府方面补充了证明材料,但如果深挖下去仍有存疑空间。三层质疑逐级递进,从程序到行为再到背景,如果第一层和第二层被山本采信,李士群就可以要求宫本暂停郑耀先的职务接受全面审查;如果第三层被山本重视,那李士群甚至可以直接申请特高课对郑耀先进行政治审查。
郑耀先逐一核对了这三十九份档案的每一份内容之后,针对李士群的三个攻击层次逐项分析应对策略。关于程序质疑层面,他在每一份排查报告中都附有详尽的证据说明和程序依据,只要将这些依据重新整理成一份完整的答辩材料提交给宫本,程序层面的质疑可以正面回应;关于行为质疑层面,他在排查当天确实有独立行动的时间段,但那个时间段的活动有法租界两家日伪背景诊所的负责人可以作证,这些证人虽然可能被李士群施压推翻证词,但只要郑耀先找到比他们更有力的证人或者比他们更早将证词固定下来形成书面记录就能站住脚;最难应对的是第三层背景质疑——他在哈尔滨的那三年档案空白期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那三年正是他接受组织派遣进入哈尔滨警察学校潜伏的关键时期,伪维新政府方面补充的证明材料虽然可以糊弄一般审查但经不起特高课级别的深度挖掘。
他必须在李士群挖到哈尔滨之前先制人,用吴世宝的行动队在配合排查工作中的系统性拖延作为反击武器。这个反击的逻辑不是辩护而是攻击——证明排查结论之所以不理想不是因为情报处有意包庇,而是因为行动队在执行层面故意拖延导致情报处无法及时完成排查。吴世宝的行动队是李士群一手掌控的嫡系部队,行动队的拖延就是李士群的失职,这个责任链一旦被坐实,李士群在程序和行为两个层面对郑耀先的攻击就会变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用行动队的拖延来攻击情报处的排查不力,却忘了行动队正是他李士群自己的直属部门。
郑耀先开始起草一份关于情报处与行动队之间配合机制的详细报告。他从档案中摘取了大量数据过去半年内情报处向行动队提交的配合排查申请总数共计七十六份,其中行动队在四十八小时内予以回复的只有二十三份,过一周才回复的有三十一份,另有二十二份至今没有收到任何书面回复。报告里每一组数据都有对应的公文编号和存档位置,每一个数字都经过反复核实,确保在宫本和山本面前呈现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情报处在过去半年内的排查工作之所以存在所谓的程序疏漏和效率低下,根源不在于情报处本身的懈怠或包庇行为,而在于行动队长期以来的不配合和拖延。报告用相当克制的措辞指出这种配合机制的断裂已经严重影响到了76号整体情报工作的效率,建议宫本顾问在适当的时候协调双方建立更高效的协作流程。
写到凌晨两点时宫本办公室的灯光灭了,走廊里传来皮鞋踩在大理石台阶上的声音渐渐远去。郑耀先继续伏案疾书将配合机制的分析报告和答辩材料一并完成,然后开始整理明天需要提交给宫本的全部文件——包括安德森案件匕来源补充报告、圣母院路无线电干扰分析以及情报处与行动队配合机制的详细报告。所有文件的措辞全部处理得滴水不漏,每一份报告都像是他作为情报处副组长认真履行职责的正常工作成果,看不出半点刻意为反击李士群而准备的痕迹。但宫本读到配合机制报告里那些冰冷的数据时自然会联想到吴世宝的行动队是李士群的直属部门,自然会推导出情报处排查不力的真正根源在哪里。
凌晨四点郑耀先完成全部文书工作后将文件锁进档案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颈椎和肩膀。他走到窗边撩开窗帘往76号的院子里看了一眼——院门紧闭,门岗亭里的值班宪兵正裹着军大衣缩在椅子上打盹,院墙上那盏白炽灯在寒风中微微晃动,投下的光圈在地面上左右摇摆。院子里那辆特高课的测向车还停在角落里,但车载天线已经收了起来,显然夜间没有进行测向作业。圣母院路方向的无线电静默让特高课的测向车失去了追踪目标,这辆测向车停在这里形同虚设。但只要郑耀先再次在圣母院路方向开机报,这辆车就会在十几分钟内锁定信号源的大致范围,然后沿着范围边界逐栋缩小搜索圈直到找到商行为止。商行的电台至少还要继续封存一周,所有对苏北的情报联络必须通过地面交通线来完成——用最原始但最安全的人传人的方式。
天色还早,远处苏州河上货轮的汽笛声隔着晨雾传过来,低沉而悠长,像是一头被困在黑暗里的巨兽出的喘息。他倚坐在椅子上合上双眼让紧绷了一整夜的大脑暂时放空片刻。院子里巡逻哨兵的脚步声均匀地敲打着水泥地面,每一声都比前一声更沉更钝,直到这些声音逐渐融入他意识深处的某个角落里,与韩明远车队车轮碾过京沪公路碎石的声音、张士在法租界旅馆里反复推敲自己谎言的声音以及陆中独自面对车窗外渐近的上海城郊时内心天人交战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声音都在同一根时间的弦上共振,而那根弦正在被越来越紧的拉力绷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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