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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8章 无声对弈（第1页）

宫本办公室里的吊扇缓缓转动着，扇叶切割着从百叶窗缝隙中漏进来的午后阳光，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道明暗交替的光影。郑耀先离开之后，宫本独自坐在办公桌前，手指轻轻敲击着那份微缩胶卷的鉴定报告。他的目光落在报告末尾技术课的签名栏上，嘴角那丝笑意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若有所思的阴沉。

宫本一郎从来不是一个容易被表象迷惑的人。他在中国待了十二年，从关东军情报课的特工一路做到特高课驻76号顾问，经历过无数次日伪内部的政治倾轧和情报斗争。华北旧档的调查虽然以郑耀先的无罪结论告终，但这个结果本身并不让他感到轻松——恰恰相反，藤田在关东军情报课经营多年的渗透网络被连根拔起，中村诚被捕，刘振邦被双重追捕，整个“霜月”项目面临着被彻底曝光的风险，这一切生得太快太干净了。从吴世宝被停职审查到中村诚在狄思威路公寓楼落网，从冯德昌的技术分析报告到匿名举报信的精准投送，从微缩胶卷证据到马文忠供述的逐条推翻——这中间每一个环节都衔接得天衣无缝，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精准地操控着整个事件的走向。

而这只手的主人，宫本隐隐觉得，就是刚刚走出他办公室的那个男人。

宫本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档案袋的封面上用毛笔写着“郑耀先”三个字，下面标注着“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代号‘鬼子六’”。这份档案他已经反复翻阅过不下二十遍，里面的每一页内容他几乎都能背出来。郑耀先，三十二岁，河北保定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一九三七年加入军统，先后在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执行过多次针对日军和伪政府的情报搜集与刺杀任务，战功赫赫。一九三九年调任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负责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的对日情报与行动。其人在军统内部以手段狠辣、思维缜密着称，深得戴笠信任，在军统上海站内部被尊称为“六哥”。

但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履历。宫本真正在意的，是档案中那些空白和模糊的地方。郑耀先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履历缺失，档案中只含糊地标注着“在华北执行特殊任务”。这一年他去了哪里？执行了什么任务？和什么人接触过？军统内部没有任何记录，至少宫本通过76号和特高课的情报渠道能查到的记录里，这一段是彻底空白的。另一个让宫本始终心存疑虑的细节是郑耀先的通讯习惯——根据76号技术科长期的监控记录，郑耀先的报频率和方式异常谨慎，他的电台几乎从不使用固定频段，每次报的位置也在不断变化，技术科的测向系统多次试图定位他的电台位置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军统行动组组长对反监控技术如此精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使用的某些加密手法和频率跳变模式与中共地下党的通讯习惯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相似性。

当然，这些都是间接推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宫本很清楚，在情报战线上，没有证据的怀疑只能停留在怀疑阶段。尤其现在山本太郎公开表扬了郑耀先，并点名让他协助特高课开展内部清查，这意味着郑耀先在76号内部的地位不仅没有被华北旧档的调查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这个时候公开质疑郑耀先，无异于在山本面前挑战特高课课长的判断力，宫本不会做这种蠢事。

他将档案袋放回抽屉里锁好，站起身走到窗边。百叶窗的缝隙中可以看到76号大院的停车场，郑耀先的身影正从大楼门口走出来，步履从容，背脊挺直，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阳光照在他身上，在地面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宫本盯着这道影子看了许久，直到郑耀先坐进一辆黑色轿车驶出大门，他才缓缓放下百叶窗的拉绳。

不管郑耀先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至少目前看来他是一个可以用的人。藤田的“霜月”项目对特高课来说是一颗必须拔掉的毒牙，而郑耀先在拔掉这颗毒牙的过程中挥了关键作用。在接下来的内部清查中，宫本决定继续利用郑耀先的能力来清除关东军情报课在76号内部的残余势力——至于郑耀先本人，他会在这段过程中继续观察，寻找那个可能存在的破绽。

如果郑耀先真的是共产党，那他迟早会露出马脚。宫本有的是耐心。

与此同时，郑耀先坐在返回商行的轿车后座上，闭着眼睛似乎在养神。司机老黄透过后视镜瞥了他一眼，识趣地没有开口说话。老黄跟了郑耀先三年，早就学会了在该沉默的时候保持沉默。车子沿着霞飞路往西行驶，穿过梧桐树荫覆盖的街道，绕过法租界巡捕房的钟楼，在一家俄国面包房门前减了减。郑耀先睁开眼睛说了一句“停一下”，老黄便稳稳地将车停在了路边。

郑耀先下了车走进面包房，几分钟后提着一个纸袋出来，里面装着两条刚出炉的黑面包和一小块黄油。他回到车上后将纸袋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示意老黄继续往商行方向开。

这个看似随意的停留，实际上是郑耀先每天固定安全巡查路线上的一个标准节点。面包房的橱窗玻璃可以反射出街对面整排店铺的情况——如果有人在后面跟踪，在这个位置停车可以让跟踪者措手不及，要么暴露在橱窗的反射中，要么因为不敢跟着停车而被迫车离开。郑耀先在买面包的时候通过橱窗玻璃反复扫视了后方街道，确认没有可疑车辆或行人停留后才重新上车。

华北旧档的调查虽然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放松警惕。宫本刚才在办公室里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那句“山本课长特别点名表扬了郑组长在此次内部清查中的出色表现”。这句话从宫本嘴里说出来，表面上是一种褒奖和示好，但在郑耀先听来却蕴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宫本已经将他视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一个被特高课顾问特别关注的人，在76号这种地方通常只有两种下场——要么成为被重点培养的棋子，要么成为被重点调查的目标。宫本究竟是把他当成前者还是后者，目前还很难判断。

车子停在永昌贸易公司楼下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半。郑耀先让老黄把车开去加油，自己提着纸袋上了三楼。商行里的伙计们正在忙着清点新到的一批桐油，见他进来纷纷点头打招呼。郑耀先摆了摆手示意他们继续干活，径直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将纸袋放在桌上，脱掉外套挂在衣架上，然后走到窗边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对面看了一眼。周永昌住的那栋楼二楼的窗户依然拉着米黄色窗帘，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没有任何动静。郑耀先在窗前站了两分钟，确认对面没有任何变化后，才走到办公桌前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宫本给他的那份鉴定结论副本，仔细地重新读了一遍。

技术课的鉴定报告写得很详细。报告确认了微缩胶卷中翻拍的《体检计划取消通知》和《校务会议纪要》确为警察学校档案室中的原始文件，两份文件的纸张、墨迹、印章和档案编号均与档案室其他同期文件完全吻合。报告同时指出，藤田提供的原始档案副本中故意剔除了这两份文件，推断剔除行为生在藤田从哈尔滨调任上海之前，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在必要时利用马文忠的供述对特定目标进行陷害。鉴定报告最后特别提到了一句——技术课在检查中村诚的通讯记录时现了多组加密电文，解密后证实这些电文的内容涉及藤田办公室与中村诚之间关于华北旧档内容的讨论，讨论时间早于华北旧档调查正式启动之前。这意味着藤田在中村诚被捕之前就已经通过关东军情报课的通讯渠道掌握了华北旧档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有选择性地透露给了山本和李士群，从而引了后续的一系列调查。

这份报告对藤田来说是致命的。它不仅推翻了华北旧档对郑耀先的全部指控，还坐实了藤田利用关东军情报课系统蓄意陷害76号情报人员的罪名。在山本已经致函关东军司令部要求彻查藤田的背景下，藤田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即便关东军司令部出于维护情报系统颜面的考虑不对藤田进行公开处分，至少也会将他调离上海，彻底切断他与“霜月”项目的联系。

藤田一旦离开上海，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的情报网络就会陷入群龙无的状态。刘振邦虽然在逃，但他失去了藤田的指挥和中村诚的通讯支持后，能调动的资源已经极其有限。只要赵简之的人能在近期锁定刘振邦的具体位置，这个“霜月”项目的行动队负责人很快就会落网。

郑耀先将鉴定报告合上，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的信纸，开始用简写符号记录今天需要处理的事项。冯德昌的技术对比报告需要在周末前完成补充，吴世宝在山本审讯室里的供述内容需要通过赵简之的人持续跟进，徐秋影的背景调查需要等哈尔滨那边进一步的消息，周永昌的身份确认需要等待苏军方面的正式回应。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需要尽快安排——陆中代理副站长之后必然会加强对军统上海站内部人员的监控，郑耀先必须提前布局，确保自己和手下的人在这场内部权力洗牌中不被陆中抓住把柄。

他正在记录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进来的是宋孝安，神色比往常多了几分凝重。宋孝安关上门后压低声音说，赵简之那边刚传来的消息——刘振邦的行踪有了眉目。赵简之的外围人员在虹口横浜桥附近的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里现了刘振邦的踪迹，但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这家旅馆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下属的一个秘密接待点，专门用来安置从外地调来上海执行任务的军官和情报人员。旅馆的防卫等级很高，二十四小时有宪兵巡逻，外围还有便衣特工驻守。刘振邦住在三楼最里面的一间房里，从不出房门，饭菜由服务员直接送到房间门口。赵简之的人已经连续盯了三天，确认刘振邦没有离开过旅馆半步。

这个信息让郑耀先陷入了短暂的思考。刘振邦选择躲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接待点里，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双重追捕——军统要他的命，特高课也要抓他。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就是依靠一个山本无法直接插手的军方机构作为保护伞。日本海军和陆军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让海军陆战队的接待点成为了刘振邦的天然避难所——山本的特高课虽然是上海日伪特务系统的最高机构，但对海军陆战队下属的场所并没有直接的搜查权限。刘振邦只要待在旅馆里不出门，特高课就拿他没办法。

但刘振邦不可能永远躲在那里。关东军司令部对藤田的调查一旦启动，刘振邦作为“霜月”项目在沪行动队负责人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危险。关东军情报课为了撇清关系，很可能会选择牺牲刘振邦来保全更高级别的官员。到那个时候，刘振邦要么选择逃离上海，要么选择向某个势力投诚以换取保护——而无论他选择哪条路，都会在虹口横浜桥那个旅馆的门口暴露行踪。

郑耀先让宋孝安通知赵简之，继续对旅馆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但不准动手。刘振邦是目前唯一能够完整交代“霜月”项目在上海全部活动细节的人证，他的口供对彻底摧毁关东军情报课在沪网络至关重要。军统要的不是刘振邦的尸体，而是他嘴里的情报。在刘振邦走出旅馆之前，任何人不得打草惊蛇。

宋孝安点点头正准备离开，郑耀先又叫住了他。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宋孝安，说里面是一份名单，上面有六个名字——这些人是76号情报处之前整理的租界内抗日组织嫌疑人名单中被他自己亲手筛选出来的漏网之鱼。名单上的人包括两个已经确认弃用的军统外围关系、三个中统方面的失联人员和一个身份可疑的独立情报贩子。他要宋孝安以军统上海站情报组的名义，对名单上的每个人进行一次秘密接触和背景核实，确认这些人目前的真实身份和立场。如果有任何人已经叛变投敌或被76号策反，立即清除。

宋孝安接过信封放进了怀里，没有多问。他知道这份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陆中代理副站长之后对郑耀先下手时的突破口——一个人如果曾经被76号列入过嫌疑人名单却又没有受到实际打击，在陆中那双多疑的眼睛里，这就是值得深挖的疑点。郑耀先让宋孝安去做背景核实，实际上是在未雨绸缪地清理自己周边的潜在隐患。

宋孝安离开后，郑耀先又在办公室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将冯德昌送来的技术分析报告仔细修改了一遍。他在报告的对比分析部分增加了几个关键的技术细节——伪装信号的频率跳变模式与中村诚标准报频段之间的关联性分析、伪装信号在不同时间段内的信号强度变化与刘振邦行动队移动轨迹的空间对应关系、以及伪装信号在华北旧档调查期间集中出现的时间节点与藤田向山本提交调查报告的时间节点之间的重合度。这些补充内容将使整个报告的技术论证更加严谨和有说服力，同时也能帮助宫本在山本面前进一步坐实藤田的技术伪造行为。

改完报告后已经是傍晚六点多，商行里的伙计们陆陆续续下班离开了。郑耀先锁好办公室的门，沿着楼梯下到一楼后门，从后巷绕到了不远处一家专门做淮扬菜的小饭馆里吃了晚饭。他点了一份清炒虾仁、一碗鸡火干丝和一碗米饭，坐在角落里慢慢地吃着。饭馆里人不多，隔壁桌上两个做布料生意的商人在讨论日伪最近对棉花收购的管制政策，声音不大不小地飘过来。郑耀先一边吃一边听着，同时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门口进出的人。

饭后他没有直接回商行三楼的住处，而是在附近几条弄堂里走了一圈进行夜间安全巡查。这是他在法租界潜伏多年养成的习惯——每天至少要进行两次周边环境巡视，检查有没有可疑的新面孔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法租界的弄堂网络错综复杂，像一座迷宫，他在这些弄堂里穿行时脚步轻快而无声，就像一只在黑暗中游走的猫。

白俄咖啡馆后巷的储电台部件安然无恙，枯井通道的入口仍然被野草覆盖着没有任何被人动过的痕迹。郑耀先检查完最后一个安全节点后沿着苏州河边的货运通道回到了商行。在商行地下室的夹层里，他打开电台调到苏北根据地的备用频段，开始接收当天晚上苏北方向来的加密电文。

电文内容不长，但信息量很大。老陆在电文中先确认了顾长顺命案正式调查结论已经通过军统内部渠道呈报戴笠，戴笠已经批准了这份报告，并下令在军统内部公开顾长顺殉国的真相。其次，老陆告知郑耀先，组织上对他在华北旧档调查中沉着应对、成功化解危机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提醒他注意陆中代理副站长之后的军统上海站内部权力变动，必要时可以适当示弱以降低陆中的戒心。最后，老陆转达了一个重要情报——苏军情报局方面已经对周永昌的身份做出了初步回应，确认周永昌确系苏军情报局在华情报人员，代号“白桦”。苏方表示“白桦”在上海的活动属于苏军情报局的独立行动范围，不便与中共地下党进行直接的情报交换，但愿意在特定条件下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有限度的信息互通。

郑耀先将电文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脑子里后，用打火机将纸条烧成灰烬。苏军确认了周永昌的身份，这一点倒是与他自己之前的判断一致。周永昌在永昌贸易公司的行为模式——定期站在二楼窗口用望远镜观察某个方向、窗帘三天未开、对街面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保持高度警惕——这些特征完全符合一个长期执行境外情报任务的特工的行为习惯。但苏方表示“不便与中共地下党进行直接的情报交换”这个表述，在郑耀先听来透着一层更深的含义。

苏联情报系统在太平洋战争爆后的立场一直是极其微妙的。苏联虽然在欧洲战场上与盟国并肩作战，但在远东地区始终保持着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关系，不愿意公开参与任何可能导致日苏关系紧张的情报活动。周永昌作为苏军情报局在上海的潜伏人员，他的任务很可能不仅仅是搜集日军情报，还包括监控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活动——这种双重的监视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并不罕见。郑耀先很清楚，即便是兄弟党之间的情报系统，在某些敏感问题上也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

他决定暂时不对周永昌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但也不会放松对他的观察。苏军方面既然表示愿意在特定条件下进行有限度的信息互通，那就意味着双方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空间。在日军对上海控制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苏军情报局和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敌人是同一个——只要这个共同的敌人存在，双方之间就总有可以合作的机会。

完回执电文后郑耀先将电台重新藏进夹层里，用麻袋和木板严严实实地遮盖好。他回到三楼的住处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弄堂里的煤气路灯在窗外的梧桐树叶间投下斑驳的光影。他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坐在书桌前拿出当天的行动日志，用简写符号记录了一天中生的主要事件和需要后续跟进的事项。

日志中提到吴世宝在山本审讯室里的供述已经初步取得进展——根据赵简之通过宫本秘书获取的消息，吴世宝交代了他与藤田之间联系的详细过程，包括第一次接触的时间地点、秘密会面的频率、藤田向他提供的资金数额以及他按照藤田指令将76号内部情报传递给中村诚的具体方式。这些供述进一步佐证了藤田在华北旧档调查中蓄意陷害郑耀先的事实，也让李士群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处境。李士群作为吴世宝的直接上级，即便没有直接参与吴世宝与藤田之间的勾结，一个“失察”的罪名是跑不掉的。山本已经通过宫本向李士群传达了口头警告，要求他对76号内部人员进行一次彻底的忠诚审查。

日志中同时记录了一个新的动向——陆中今天通过军统内部渠道向郑耀先来了一份措辞暧昧的电文，说希望近期与郑组长就上海站今后的工作方向进行一次深入的沟通。郑耀先在日志中批注道，陆中的这份电文表面上是示好与合作，实则是想在他接手代理副站长的初期从郑耀先嘴里摸清戴笠派在上海站的底细。郑耀先决定暂时不对陆中的示好做任何实质性的回应，以工作繁忙为由将见面时间往后推。

写完日志后郑耀先锁好铁皮柜子，走到窗前点燃了一支烟。窗外的上海在夜色中像一头沉睡的巨兽，远处虹口方向的工厂烟囱还在吐着暗红色的火光，法租界巡捕房的钟楼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安静。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房里，都隐藏着无数条看不见的情报线和利益链。军统、中统、中共地下党、苏联情报局、日本特高课、关东军情报课——这些势力在上海的地下盘根错节，彼此牵制，彼此渗透，彼此倾轧。而他在这些势力的夹缝中行走，每一步都是在钢丝上跳舞。

宫本已经将华北旧档的指控全部撤销，但宫本对他的怀疑不会因此减少。山本公开表扬了他，但山本的表扬是把双刃剑——它抬高了他，也让他暴露在了更多人的注意之下。李士群暂时被压制住了，但只要李士群还在76号副主任的位置上，他就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陆中刚刚接手代理副站长，接下来的日子里必然会对军统上海站的每一个人进行忠诚审查——而郑耀先这个在军统上海站内部举足轻重却又身份微妙的行动组组长，必然当其冲。

烟燃到了尽头，郑耀先将烟蒂在窗台上的烟灰缸里按灭。他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然后拉上了窗帘。

第二天上午，郑耀先一到情报处办公室就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特高课技术课在狄思威路公寓楼四零三室的现场勘查中又有了新的现。冯德昌被叫去了特高课参加技术鉴定，等他回来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他满脸都是兴奋的神情，手里拿着一份刚复印出来的技术鉴定报告，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郑耀先的办公桌前，说郑组长猜不到技术课在现场找到了什么东西。

郑耀先接过报告一边翻看一边听冯德昌汇报。原来技术课在清理中村诚公寓里的个人物品时，在一本日文版《源氏物语》的书脊夹层里现了一张微型胶卷。这张微型胶卷不同于之前郑耀先在档案室找到的那卷，它记录的不是警察学校的档案文件，而是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全部秘密物资储备点的详细清单。清单上列了将近二十个地点，分布在虹口、闸北、杨树浦和浦东四个区域，每个地点都标注了储存物资的种类、数量和负责人的代号。物资种类包括武器弹药、医疗用品、通讯设备和食品燃料，全都是用于支持长期秘密军事行动的装备。

冯德昌越说越激动——这份清单的分量实在太重了。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周边秘密囤积如此数量和规模的军事物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支持间谍活动。这些物资足以装备一个营的兵力，用于在上海周边地区动一次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技术课初步判断，这些物资储备点是关东军情报课“霜月”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是在为关东军将来在上海周边动某种大规模行动做准备——如果国际形势生变化，关东军甚至可能利用这些物资在日军正式占领上海之前先行控制上海的军事和交通要道。

郑耀先放下报告后问冯德昌，这份清单现在在谁手里。冯德昌说原件已经被特高课技术课封存，复印件一份给了宫本，一份给了山本。宫本已经下令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组专门负责清查清单上的所有物资储备点，调查组的负责人是特高课行动队队长佐佐木。宫本要求76号情报处派人参与调查组的工作，理由是情报处对上海本地情况比较熟悉，可以在实地清查时提供地理和人脉方面的协助。

郑耀先沉默了几秒后点了点头，说情报处会配合调查组的工作，让冯德昌作为技术顾问加入调查组，负责在实地清查时对物资储备点的通讯设备进行技术鉴定。冯德昌领命而去后，郑耀先坐在椅子上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从头到尾理了一遍。

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周边秘密储备军事物资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关东军司令部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扩大关东军在中国关内的军事影响力，与驻上海的日本海军和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之间存在深刻矛盾。在海军掌控上海驻军权的前提下，关东军如果想要在上海周边地区保持独立的军事行动能力，就必然需要建立自己的秘密物资储备体系。“霜月”项目之所以被关东军参谋部直接指挥而不通过特高课，正是因为这些物资储备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海军在沪主导权的一种军事挑战——如果让海军知道了关东军在上海周边秘密囤积了一个营以上的军事装备，海陆之间的矛盾很可能会从暗斗升级为明争。

但现在这份清单落到了特高课手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山本作为特高课课长虽然在编制上隶属于陆军系统，但他和他的上司土肥原贤二在上海的工作重点是对付抗日组织，而不是参与陆军与海军之间的地盘争夺。山本拿到了这份清单之后会怎么做，取决于他在这件事上的政治判断——如果他选择公开清单的内容并向陆军本部报告，关东军参谋部将面临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藤田和整个“霜月”项目的负责人都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但如果山本选择将这份清单当作政治筹码，在陆军本部与关东军司令部之间进行周旋，他就有可能利用这个筹码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力和资源。

郑耀先最关心的不是山本的政治算计，而是这份清单上的二十个物资储备点。这些储备点储存着足以装备一个营的武器弹药和通讯设备，如果这些物资被日军用来扫荡上海周边的抗日根据地，造成的破坏将不可估量。但如果能抢在特高课清查这些储备点之前将部分关键物资摧毁或转移，就能极大地削弱关东军在上海周边的秘密军事能力。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佐佐木的调查组已经开始组建，一旦调查组启动实地清查，再想对这些储备点做什么就难了。

郑耀先打开抽屉取出法租界地图和上海全图，凭着刚才阅读报告时的记忆，将清单上列出的二十个物资储备点的大致位置在地图上逐一标出。虹口区七个储备点主要集中在横浜桥以北的仓库区，闸北区五个点分布在火车站货场附近的工业厂房里，杨树浦四个点设在沿江码头的旧仓库内，浦东四个点藏在洋泾镇周边的民房里。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储备点的分布明显经过了精心规划——它们环绕在上海的北面和东面，沿着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通要道布局，便于物资的快调动和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