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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名单上的名字（第1页）

情报评估组办公室的挂钟指向晚上七点半的时候，郑耀先把最后一份质询通知书签了出去。小钱从下午开始就在走廊和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军装后背被汗水洇出了一片深色的湿痕，贴在脊梁骨上随着呼吸一起一伏。他今天一共给八个部门送去了通知书，每到一处都要在签收回执上盯住对方盖章签字，回来的时候满脸倦容，但神态里带着一丝完成任务的踏实。

“六哥，都送完了。”小钱把一沓签收回执放在郑耀先桌上，纸张边角被手指捏得起了毛边。“76号那边收得不太痛快，机要秘书推三阻四说有的事要先请示李主任，我照着您的吩咐把质询通知书原件搁在他桌上转身就走——他追出来喊了我两声，走远了没听清喊的是什么。”小钱擦了把额头的汗，年轻的脸上露出一点不确定的神情，“这么硬送过去，他们会不会使绊子？”

“你签收回执拿到了，就是程序上到了位，使绊子也落不到我们头上。”郑耀先逐张翻看回执，用手指点着其中一张，“这份佐佐木行动队顾顺章的签收回执上，签收时间只写了日期没写几点几分。明天一早你去补，记住，时间精确到分钟，这是规矩——我们自己查出别人的漏洞，先自己不能有漏洞。”

小钱用力点了点头，从桌上拿回那张回执夹进工作笔记里。一旁的小马则坐在角落整理当天新归档的文件，把每份质询通知书的存根和对应的档案抽检记录一一匹配，动作细致缓慢，偶尔用铅笔在登记簿上写几行字。窗外的夜幕已经完全黑透了，操场上的探照灯亮起来，光柱斜斜地扫过桂花树冠，在树梢上镀出一层银边。

郑耀先把签收回执锁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到窗边。远处虹口公园方向灯火稀疏，几栋日本侨民的住宅亮着暖黄色的灯，透过围墙上的铁栅栏能看到阳台上晾着的和服在夜风里轻轻地晃动。南京路那边的霓虹灯在天幕上映出一片粉红色的光晕，像一层稀释了的血浮在水面上。从特高课本部这栋楼看出去，上海的夜晚安静得有些虚伪——那些在白天蛰伏着的暗流，总是在这个时辰开始涌动。

他转身坐回桌前，从怀里掏出徐秋影给他的那张安全审查名单。名单上的仿宋体字迹在台灯光线下清晰地排列着十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职务、审查编号和预定的审查时间段。他的手指在“郑耀先”三个字上停了停，又移到“宋孝安”和“赵简之”上，逐一看完。名单后半部分有几个名字他不太熟——是档案科和机要科的一些中级人员，平时在站里见面机会不多。

陆中的名字排在倒数第二位，这个位置在安全审查制度里意味着他的风险等级较低。作为特派员，他本来就享有越站级管理体系的权限，审查他的人不是副站长，而是直接由重庆局本部指派审查委员。也就是说，这份名单里的评估流程对陆中来说只是一道形式手续，真正能约束他的安全审查还没开始。这就意味着他在审查开始前完全可以用特派员的身份继续调查、继续电报、继续往郑耀先的档案里塞黑材料。

他必须在明天下午徐秋影解译出陆中检举信全文之前，先搞清楚陆中到底查到了什么程度。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商行的内线。接电话的是赵简之——他和宋孝安轮流在商行值班，今晚正轮到他。

“简之，你手里还有没有陆中最近三个月的行动记录？”

赵简之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有一部分。陆中到上海之后，徐百川站长让我安排人手暗中盯过他一段时间——不是怀疑他，是担心他乱来。他三个月前去过闸北两次，一次是单独去的，另一次带着他一个姓段的助手。他还去过法租界霞飞路上一家叫‘百乐’的舞厅，在那里和人谈过话，我们的人进不去包间，不知道谈话对象是谁。”赵简之的声音压低了些，“上个月他到档案科调阅了一批绝密档案，徐秋影那边应该有调阅记录。另外他还用特派员电台给重庆了不少加密电报，通讯组截获了其中三封的片段——内容破不开，他用的密码本是局本部配给特派员的专用密本，站里没有解密权限。”

“加密电报的内容破不开不要紧。你让宋孝安尽快把这三封电报的截获时间和电文长度报给我——有这些就够了。另外，”郑耀先放慢了语，“明天一早你和宋孝安到商行的备用档案室里，把你们自己过去半年来的行动记录重新复核一遍。时间、地点、参与人员、武器使用、经费报销凭证，每一项都要对得上。安全审查从我开始，接着就是你们。如果复查中现有哪个环节的纸质记录缺失，立刻按照当时的情况补全，但不能捏造——只补真实生过的事情，只是把当时漏记的以正确方式补上。”

赵简之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再开口时，声音里多了一层很少在他身上出现的凝重。“六哥，薛皮匠还在76号手里。我从侧面打听到的消息是，他还没有开口，但身上已经没几处好地方了。吴世宝的人昨晚给他上了一种叫‘坐飞机’的刑——把人反绑着吊起来，脚上挂砖头，坠到半空中再放下来，来回折腾好几个钟头。薛皮匠的右胳膊脱了臼，人还没死，可再这么下去撑不了多久。咱们有法子吗？”

郑耀先握着话筒的手指收紧了，指节在黑色胶木上泛出一圈白。薛皮匠被吊起来、脚上挂着砖头反复坠落、右臂脱臼——这些画面他在脑子里一帧一帧地滑过，每一帧都清晰得像是他亲眼在现场看的。他认识薛皮匠三年多了，那双手补鞋补了三年多，针脚密实整齐，老主顾都说比新鞋还耐穿。现在其中一只手脱了臼，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拿着锥子和皮线。

“我有安排。”郑耀先说，声音和刚才没有区别，平稳而冷淡。“你在行动组里挑两个身手好又不常在渡口一带露面的生面孔，明天晚饭前后到苏州河南岸小码头附近驻扎待命。具体行动方案我明天下午给你。”

挂断电话后他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开始在便签上起草一份运人方案。吴世宝收到质询通知书后，注意力会被迫分散到档案核查和自我辩护上去，对薛皮匠的审讯强度自然会降低。但质询程序需要时间——从收到通知到提交书面说明，吴世宝有四十八小时的法定答复期。在这两天里他一定会加紧审讯以求尽快拿到口供向李士群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必须在这两天内把薛皮匠弄出来，至少让他从审讯室那个每天有人死的鬼地方脱身。

直接劫狱不可能。极司菲尔路76号的审讯室有三道铁门，每道铁门都有持枪警卫把守，外围还有特高课安排的流动哨。除非动用军统上海站全部行动力量，但那样的代价会是整个上海站的一次公开暴露。他需要一个迂回的办法。

他想到了那份已经草拟好的安全甄别中期报告。吴世宝档案管理违规的事实已经够硬，但如果只有档案管理违规，76号方面完全可以用行政处分来应付，不至于移交人犯。他需要再往上加一层重量——把那七次违规借阅中涉及新渡口档案的部分，与阜宁情报外泄的可能性挂上钩。逻辑链条是这样阜宁战役中日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情报泄密，而关东军调查官矢野正信目前仍在追查泄密渠道。吴世宝多次借阅与苏北新渡口相关的档案而未登记归还，档案在借阅期间的去向和接触人员无法追溯，这就构成了一个制度层面上的泄密隐患。情报评估组作为负责安全甄别的主体，有权要求76号将吴世宝经手过的所有在押人犯移交特高课进行独立的交叉审讯，以确保关东军调查组的追查不被76号的档案漏洞所干扰。

这个说法一旦正式提出，李士群将很难拒绝。不是因为李士群怕特高课，而是因为李士群不想为了一个行动队队长去扛关东军调查组的正面压力。矢野正信是关东军派来的特别调查官，他的调查报告有权在关东军和华中日派遣军之间同时产生影响。李士群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护住吴世宝，等于主动把76号的软肋暴露给关东军。而交出吴世宝经手的在押人犯以配合交叉审讯，比保下吴世宝本人更划算——至少能把控制权留在76号内部，人犯移交是否“彻底”可以再讨价还价。

郑耀先把方案的要点逐条写在便签上。字迹很淡，用的是一支削得极细的铅笔，写完之后他把便签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塞进鞋底的暗袋里。

天全黑下来时他离开特高课本部往迈尔西爱路走。弄堂里老陈头的油条摊已经收摊了，只剩下一个凉了的煤球炉搁在墙根下冒着丝丝缕缕的余烟。他走过天井，枇杷树的叶子在夜风里沙沙摆动，月光在青石板上铺了一层霜白。进到屋里他没有开灯，凭着记忆摸到衣柜前，移开外层的衬衫，将报机零件一件件取出来装好。天线无声地滑入窗框的凹槽，他在桌下戴上耳机，手指按在报键上。

第一份电报是给苏北的长电，内容是关于新渡口南侧地下交通站药品转移的补充指示。药品转运已经进入第二天——按照两天前陆汉卿在天井里敲定的计划，奎宁已经用第一批舢板从渡口南侧小码头运出，今晚应该运磺胺，明晚运最后一批并撤人撤电台。他给出了明天凌晨四点到五点之间的具体行船路线和闸北一侧的接应点坐标，同时提醒苏北方面配合华北八路军“铁壁”反扫荡的战略牵制方案正在逐步落实，关东军收缩迹象愈加明显，华北方面可以据此提前部署牵制行动。

第二份电报是给延安转重庆的预警电报。他把措辞又斟酌了一遍，最终定下来的版本是——“据可靠渠道获悉，军统局本部核心通讯环节疑似存在泄密隐患，其所用密码规程及报频率计划已部分外泄。望转知重庆军警宪特各相关部门立即全面更换密码本并对涉密岗位人员进行安全复审。另，军统上海站安全审查即将启动，特派员陆中正借此机会扩大对异己之清查范围，已波及我方潜伏人员之外围关系。”这份电报所用的密码是陆汉卿上次带来的备用密本，与上一份长电的加密算法不同，即使特高课截获了其中一份，也无法通过对比推导出另一份的内容。

完电报后他以最快的度拆除设备，零件归位，天线塞回窗框。就在这时窗外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响动——是鞋底踩在青石板碎草屑上的声音，很轻很轻，轻得像是猫从墙头跳下来时爪垫碰地的动静。但郑耀先的耳朵已经完全适应了院子的声场，能分辨猫的脚步和人的脚步之间那一点点差异——猫落地之后会有一个极短暂的停顿，人不会，人的脚踩实之后紧接着就是另一只脚向前挪动的声音。

他迅地把最后一件零件推入衣柜夹层合上门板，然后闪身站到门后。从门缝往外看，天井里站着一个细高的人影，站在枇杷树阴影的边缘，手里没拿武器，站姿也很松散，不像来偷袭的。

“六哥，是我。”那人影低声说了一句。声音沙哑，带着熬夜后的干燥感。

郑耀先拉开门。宋孝安穿着一身深色中山装站在月光下，手里提着一个文件袋，袋子鼓鼓囊囊的，边角被里面的文件撑得有些变形。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郑耀先很少见到的表情——不是紧张，也不是害怕，而是一种事情到了一定程度、已经无法再用沉默来处理时的决绝。

“进来。”郑耀先侧身让他进屋，关上门拉上窗帘，然后才打开台灯。昏黄的灯光把桌面照出一个有限的亮圈，宋孝安坐在光圈边缘的椅子上，文件袋搁在膝盖上，没有急着打开。

“六哥，今天晚上的事，我想了一整天。”宋孝安的用词很慢，跟他平时向郑耀先汇报情报时的语完全不同，像是每一个字都要先经过牙齿咬一下才能放出来。“陆中的那份检举信明天下午就要解译出来，到时候副站长开安全审查碰头会，你是排在第一个被审的。我查了陆中近期的活动轨迹——他一共调阅过七批档案，每一批都和你有关。他不是随便摸摸的，他是冲着要把你定性去的。”他把文件袋放在桌上，解开封口的绳结，从里面抽出几页纸和一沓照片。郑耀先从桌上拿起那几页纸翻了翻——是陆中调阅档案的记录副本，宋孝安通过情报组在档案科的渠道暗中复印的，每一条记录都标注了调阅时间、档案编号和调阅内容摘要。

“目前看，主要集中在你去年处置的那个叛徒。陆中调阅了那件事的全部行动报告和事后处置记录。另外他还从地方法院的卷宗里调了那天晚上周边商铺的证词——有目击者说院子里的花盆全部被人挖过，土堆在一旁。陆中特意把这个细节写在调查笔记的页角，用红笔圈了三道。”

郑耀先没有接话。那个叛徒的事是他亲手做的——必须做，因为那人已经向76号供出了三个交通站的位置并且直接导致老陆在上海的一个接头人被捕牺牲。他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他用毛巾裹住那人的脸，干净利落。然后他在院子里的花盆边坐了整整一晚，把花盆里的土一捧一捧地挖出来又埋回去，挖到十根指甲缝里全是泥。第二天秦素贞来送东西时什么也没问，只是在花盆里新栽了一株栀子花苗。这件事除了秦素贞没有人知道，但周边的邻居在那天晚上确实听到了院子里有挖土的声音并且有人在法租界巡捕房例行走访时多了一句嘴就被记录在案。陆中居然连这种边角料都能翻出来——这个人的嗅觉和耐心，每一次刷新他的判断。

“然后他调阅了你和陆汉卿的社会交往记录。”宋孝安翻开第二页，上面密密麻麻抄录着陆中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信息。“同仁堂那边他去过至少三次，以各种借口。一次是买药，一次是问诊，一次是说有朋友需要做针灸。他还在药店里和坐堂的另一个老郎中聊了半天，套了不少话——主要是关于陆汉卿在法租界的活动范围和出诊规律。另外他查到秦素贞好几次出入迈尔西爱路的安全屋，也把你和秦素贞之间的关系列入了外围调查范围。”

“还有这个。”宋孝安从文件袋底部抽出一张照片放在那几页纸上面。照片拍的是军统上海站某次核心会议的签到表，时间是去年年底，地点是法租界秘密会议室。签到表上有郑耀先的签名、徐百川的签名、张士的签名，还有陆中自己的签名。照片的边角处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郑耀先认出了那个笔迹——是陆中的——“郑耀先的行动组在苏州河以北区域活动频率异常高于其他区域。该区域已知有四到五个中共地下交通站，怀疑郑与该等交通站存在某种联系。”

苏州河以北。那是他多次行动的真实目的地——军统打击日伪目标是真的，但每一次在苏州河以北执行行动时他都会利用行动本身的混乱掩护共产党交通站转移物资或人员。这些行动在常规的军事层面看不出来任何问题，但如果有人把“苏州河以北”和“共党交通站分布”这两个参数叠加在一起反复比对，就会在看似随机的分布中现一种人为的规律性——那种规律性不是行动的规律性，而是交通站“恰好”在行动生前后出现变动的规律性。陆中显然正在往这个方向上走。

宋孝安又从文件袋里拿出最后一页东西，放在所有材料的最上面。“这是今天下午局本部机要室通过应急频率给陆中的密电。通讯组截获了电文开头——内容是局本部档案室已经根据陆中的请求从成都调出你当年在成都办事处的全部原始档案，正在通过专机运往重庆。一旦这些档案到达重庆，陆中就可以通过他的特派员权限申请调阅原件。”

成都的原始档案。这四个字让郑耀先微微眯了一下眼睛。那些档案里记录着他在成都的所有活动——包括他与成都办事处档案管理员徐秋影的工作往来、包括他经手过的所有经费账目、包括他离开成都前最后一个月里频繁出入法租界药店购买药品的记录。其中一些细节单独看无可厚非，但如果被陆中拿到了这些原始材料再与上海方面的行动记录进行对照，就能梳理出一条更为完整的时间线。而这条时间线上几个关键节点与他作为中共潜伏人员的秘密行动存在高度重合——那种重合在档案层面可以被解释为“反常活动”。

“陆中还做了一件事。”宋孝安说到这里，脸上的表情终于绷不住了，露出底下那层压抑了很久的不安。“他今天下午找了赵简之谈话，以安全审查预沟通的名义。他问赵简之好几个问题——你在苏州河以北的行动中是否有过越行动组组长权限的独立决策？你是否曾在任何行动中单独离队、脱离副组长的视野？你和陆汉卿大夫的私人交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性质？赵简之当场就翻了脸，拍桌子骂他血口喷人。但陆中是有备而来的，他说这只是一次标准的安全审查预沟通，每一个接受审查的干部都要走这个流程。他还说——如果赵简之拒绝配合预沟通，他可以在正式审查时把这件事作为一个疑点提交给副站长。”

赵简之翻了脸。赵简之是个粗人，但在关键时刻绝对不笨，他不会在陆中面前说出任何对郑耀先不利的话，只会暴怒、拍桌子、骂人。但这种反应本身就是一个信号——陆中会把它作为“行动组副组长包庇行动组组长”的佐证写进检举材料里。而更麻烦的是，如果安全审查正式开始后徐秋影作为副站长传唤赵简之进行正式谈话，赵简之的暴怒在制度化的审讯记录里看起来就不再是义气，而是“情绪失控”加上“回避实质问题”。

“六哥，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汇报这些已经生的事。”宋孝安站起来，手握着文件袋的边缘捏得指节泛白。“我来是想说一件事——陆中如果要查你在苏州河以北的行动规律，他一定会追查到我和简之身上。因为我们在那几次行动中给你提供过外围支援。如果他查到我在转移一个共党交通站时提供的接应路线和假身份掩护，他就会现我不只是军统情报组组长，我还是一个明知故犯地替共党地下交通站打掩护的人。”他直直地看着郑耀先，眼白里布着细密的血丝。“六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在给那边做的事，是不是？”

屋里忽然变得很安静。台灯的黄光在桌面上圈出一个小小的圆，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窗外枇杷树叶子还在风里沙沙地响，远处苏州河上偶尔传来一声拖船汽笛，沉闷地滚过夜色。

郑耀先看着宋孝安。这个跟了他快四年的情报组组长，瘦瘦高高的个子，戴一副老式玳瑁框眼镜，看起来像个中学教员，实际上却是在上海滩情报圈里能让76号和特高课都头疼的角色。宋孝安从来不多问，从来不在他面前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只管把情报工作做到滴水不漏。但他不笨——多少次行动中郑耀先临时改变路线、增加支线任务、或者在不寻常的时间段要求宋孝安提供某个特定区域的信号覆盖，宋孝安一定早就察觉了什么，只是从来不说。今天他说出来了，不是因为忍不住，而是因为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陆中的调查已经逼近到一个地步，宋孝安自己也会被卷进来，他需要知道自己到底在为什么冒险。

郑耀先把桌上的材料推到一边，伸手拿过陆汉卿留下的安神丸药瓶，晃了晃，剩三粒。他倒出两粒，自己拈了一粒放进嘴里嚼碎，把另一粒递给宋孝安。宋孝安接过去没有吃，只是放在掌心里看着那颗棕黑色的小药丸在灯光下泛着暗淡的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