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把这个角色藏起来,藏在那辆蓝色货车的驾驶室里,藏在那些送货路过的瞬间里,藏在那些远远看着学校门口的目光后面。
但有一件事他没想到——王秀兰的丈夫现了。
他不知道是怎么现的,也许是那些太频繁的“家长沟通”,也许是某一次他站在学校门口的时间太长了,也许是某种丈夫特有的、无法解释的直觉。
总之,那个男人知道了。
“他来找过我。”
张永福的声音开始抖了,“在学校门口堵了我,当着很多人的面骂我,说我不要脸,说我老牛吃嫩草,说他不怕丢人,要报警抓我。我……我就走了。我以为走了就没事了。”
走了就没事了。
但他走了之后,事情没有结束。
王秀兰的丈夫没有报警,但他把事情闹大了。
他去学校找了校长,说有个学生家长骚扰他老婆,要求学校出面处理。
校长找王秀兰谈话,王秀兰说她什么都不知道,那些所谓的“骚扰”都是她丈夫自己想的。
但这件事还是传开了。
老师们在背后议论,学生家长也开始指指点点,有人看见张永福的货车停在学校门口,就拍下来到了网上。
在那个铁城的冬天,在那个大部分人还不知道社交媒体是什么东西的年代,这样的事情靠的是电话、短信、面对面的口口相传,像病毒一样在县城和周边几个乡镇的熟人网络里蔓延,不快,但覆盖面极广。
张永福的老婆知道了。
他儿子也知道了。
儿子从学校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不说话,不吃饭。张永福端着一碗面站在门口,敲了好几次门,里面没有声音。
“他恨我了。”
张永福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突然变了。
之前的沙哑、低沉、吞吞吐吐,在这一刻变成了一种更尖锐的、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压出来的声音,
“我儿子恨我了。他一个月没跟我说话。我老婆也不理我,饭也不给我做,衣服也不给我洗。我一个人睡在货车的驾驶室里,外面下着雪,冷得要命,我把动机打着,开暖风,开一会儿,关了,冷醒了,再打着,再开一会儿。那样过了一个多礼拜。一个多礼拜。”
他双手捂住了脸,手铐的链条碰在额头上,出轻微的金属声响。
他没有哭,只是捂着脸,肩膀在轻轻地、一下一下地颤抖着,像一台过载的动机在最后几秒钟的运转。
他不是在哭,他是在回忆。
回忆那个冬天,那辆货车的驾驶室里,那个缩在座椅上打着暖风又关掉、关掉又打着的、被所有人抛弃了的中年男人。
王秀兰在某个下午来找他。
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是来解释的。
她说他丈夫有病,疑心病重,让他别往心里去,她还说儿子的成绩最近下滑了,让他多督促督促。
她坐在货车副驾驶上,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头散着,脸上没有化妆,嘴唇干裂了几道口子,说话的时候呼出的白气在驾驶室里弥漫开来,模糊了她半张脸。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一个老师在跟一个学生家长谈一件很正常的、每天都在生的事。
但张永福没有在听。
他看着她的脸,看着她说话时嘴唇一张一合的样子,看着她鼻子呼出的白气在方向盘上方散开又聚拢,看着她眼角那道新长出来的、还不算太深的皱纹。
他想到这段时间自己经历的一切——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老婆的白眼,儿子的沉默,驾驶室里一个多星期的寒冷和孤独。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她。
如果不是她,他不会把车一次次开到学校门口,不会被人拍到到网上,不会丢了脸,不会失去家人的信任。
他恨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