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梯里的佛跳墙
上午九点四十分,隆复生从地铁站钻出来的时候,阳光正以一种蛮横的姿态劈向浦东的玻璃森林。他眯起眼,抬手挡了挡,手指修长干净,指甲剪得齐整,没有一丝多余的白边。
这是他进入嘉里资本的第二十三天。
hR当初把他塞进十二楼的风控部时,部门秘书苏珊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种经过精密计算的打量——深灰色衬衫,袖口挽到小臂中段,手腕上没有表,脚上的皮鞋是旧款的其乐,擦得亮,但看得出穿了有些年头。苏珊收回目光,在通讯录上敲下“隆复生”三个字,备注栏里什么都没填。
什么都不填,本身就是一种备注。
嘉里资本的十二楼到二十五楼,每一层的气压都不一样。十二楼是风控部,这里的人像一群精密的外科医生,专门给投资部的项目挑骨头。十八楼是投资部,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们管十二楼叫“殡仪馆”。二十五楼是大老板的私人会客厅,能上去的人,屈指可数。
隆复生每天十二点零五分准时下楼取外卖,十二点三十五分吃完,趴在桌上睡二十分钟,下午两点准时醒来,手边的美式已经凉透,他也不在意,端起来一口一口喝完。他不喝咖啡机旁边那罐免费的奶球,也不加糖。
风控部的老员工何峥嵘观察了他两周,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个没脾气的软柿子。
何峥嵘今年三十五岁,副总监的位子上坐了四年,头顶的头坐没了,总监的位子还没坐上去。他最近心情不好,因为大老板突然塞了个“特聘顾问”进来,名义上挂在风控部,实际上不归他管。何峥嵘翻过隆复生的简历——国内某211大学本科,英国某水硕,回国后在一家没听过的私募干了三年。这种履历,在嘉里连前台都够呛。
“关系户。”何峥嵘跟老婆微信,“也不知道是哪个甲方爸爸的小舅子。”
他老婆回别得罪人,也别让人抢了你的风头。
何峥嵘觉得老婆说得对。所以他决定给这个软柿子一点恰到好处的下马威。
机会来得很快。周三下午的项目评审会上,投资部推上来一个医疗aI项目,估值十个亿,创始人斯坦福海归,ppT做得漂亮,嘴皮子也利索。何峥嵘翻着尽调报告,心里清楚这项目有雷——创始人的上一家公司注销得不明不白,但在座的没人提。
投资人讲完后,何峥嵘例行公事地问“风控有什么意见?”
他看向隆复生,眼神里有一点不易察觉的戏谑。隆复生刚来,手里的材料都不一定看完,能有什么意见?
隆复生抬起头,会议室里的灯光打在他脸上,那张脸有一种奇异的宁静,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水。
“有。”
何峥嵘一愣。
隆复生翻开面前的本子,那本子旧得黄,封皮上印着某银行十年前的1ogo。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颗一颗敲进桌子里“第一,创始人前公司的注销时间是2o19年3月,但他2o18年12月就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加入了现在的公司,中间三个月的时间线,他本人的社保和个税记录是空白。这三个月他去哪了?”
投资部的人脸色微变。
“第二,”隆复生继续,语气没有任何起伏,“他们宣传的核心技术专利,申请人是他的前妻。两人2o2o年离婚,专利归属问题至今没有法律文件明确。如果创始人的前妻主张权利,我们投的是什么?”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新风系统的低频嗡鸣。
“第三,”他翻过一页,“B轮领投方是东城的某家机构,但东城那家机构去年募集的资金到现在还有一大半没到账,他们的termsheet能不能兑现,我建议合规部再核实一下。”
他说完了,合上本子,端起凉透的美式喝了一口。
投资部的人面面相觑。何峥嵘愣在当场,他做了四年风控,这些雷他一个都没看出来。不,不是没看出来,是他根本没想到要去看这些地方。
会议结束后,何峥嵘在楼道里抽烟,烟雾缭绕中他想起刚才那一幕,心里五味杂陈。他意识到自己看走了眼,这个“软柿子”根本不是软柿子。
但更让他想不通的是,隆复生既然有这种本事,为什么每天中午只吃三十八块钱的外卖?为什么穿着旧皮鞋来上班?为什么从不在群里说话?
为什么,藏得这么深?
而此时,隆复生正站在茶水间的窗前。落地窗外,黄浦江拐了一道弯,江面上驳船缓缓移动,像一群沉默的驮兽。他想起爷爷说过的话“锋芒太露,伤人伤己。真要做成事,得像水,能流向高处,也能渗进地底。”
他喝了口凉咖啡,微微皱了皱眉。
不是苦,是凉。
二消失深夜
隆复生住在杨浦一个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房子是租的,五十平米,客厅的沙扶手上有一块洗不掉的污渍,房东说那是上一任租客养的猫蹭的。隆复生没换沙,只是买了一块灰色的棉麻布盖上。
每天晚上十点二十分,他会准时出现在小区门口的罗森,买一瓶无糖乌龙茶,然后上楼。便利店的小妹已经认识他,有时候会提前把茶从冰柜里拿出来,放在收银台上。他也不道谢,只是点点头,扫码,离开。
没人知道他十点半之后在做什么。
邻居们只知道这个人作息规律得像个钟表,周末从不吵闹,也从没见过他有朋友来访。三楼的大妈在楼道里碰见他几次,回来跟儿子嘀咕“六楼那个小伙子,长得干干净净的,怎么老是一个人?”
儿子头也不抬地打游戏“人家喜欢清净,关你什么事?”
大妈说“太清净了也不对劲。”
隆复生的确不太对劲。
他的卧室里没有床,只有一张旧塌塌米,上面铺着从老家带来的棉被。书桌是老式的那种,抽屉拉出来会出嘎吱的声响。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屏幕常年亮着,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和曲线。
每天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是他的“第二工作时间”。
这个时间,他做的是另一份工作——给一家叫“青芒公益”的法律援助机构做线上志愿者。他用的是一个虚拟身份,叫“南山”。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容,只知道这个人什么案子都接,但从不接那些能上热搜的。
有一次,青芒的负责人深夜给他消息“南山,有个农民工讨薪的案子,涉案金额不大,但人特别轴,从老家来上海三个月了,天天睡桥洞。他老婆生病等钱用,你能不能帮忙看看?”
十分钟后,南山回复“地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