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东南,泰晤士河下游南岸,伍利奇刑事法庭附属的拘留中心,像一座被遗忘的灰色堡垒,沉默地矗立在河畔工业区的边缘。
高墙上密布的铁丝网在稀薄阳光下泛着冷硬的色泽,河水特有的腥潮气和远处垃圾处理厂隐约传来的酸腐味搅和在一起。
而拘留所的会见室,带着一种将时间与希望都稀释掉的魔力。
狭小逼仄,墙壁被刷成一种令人情绪低落的灰绿色,天花板角落的通风口出持续而单调的“嗡嗡”声。
铁灰色的桌腿和椅腿都被螺栓死死固定在地面上,仿佛怕它们会像困在这里的人一样生出逃走的念头。
司汤达穿着过于宽大的号服,蜷坐在在夏天里依旧带着冰凉的触感,透过单薄的裤料直抵皮肤的椅子上。
连续多日的羁押、有限的睡眠、对未来的巨大恐惧,已经将他消耗得整个人已瘦脱了形,眼窝深陷,颧骨凸起,像一株失水过度的植物,蔫蔫地耷拉着。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胸腔里细微的、不受控制的颤音。
过往的意气风,那些精心打理的头、熨帖的衣衫、刻意练习的笑容,此刻都被剥得一干二净,只剩下赤裸的、瑟缩的恐惧与茫然。
他低着头,目光盯着桌面上一个模糊的、不知是何人留下的长长的划痕,仿佛顺着这道划痕,自己就能连接外面的世界。
门轴响起,司汤达猛地一颤,像只受惊的穴居动物,仓皇地抬起眼。
每一次被带出囚室,穿过那道道沉重的铁门,他都会生出一种不真实的恍惚感,仿佛自己正行走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里。
而当看到那位身着深蓝色套装、气质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女律师在在狱警引导下走进来时,这种恍惚感更加强烈了。
她太不一样了。
不是之前见过的法援律师那种公事公办的疲惫,也不是父母那种几乎要将他淹没的悲痛欲绝。
一身熨帖的深灰色西装套裙,料子挺括,没有丝毫多余的褶皱,头在脑后挽成一个纹丝不乱的髻,鼻梁上架着一副精致的金丝边眼镜。步伐沉稳而精准,高跟鞋敲击地面,出清晰却并不刺耳的“笃笃”声,在这间压抑的房间里,竟奇异地带来一种近乎冷酷的秩序感。
而这种冰冷沉静,像深海,不起波澜,却蕴藏着巨大的、未知的力量,让司汤达感到一丝畏惧,又隐隐生出一丝连自己都不敢深究的期盼。
与她一同进来的,还有一股极淡的、冷冽的香水味,像雪松混合着某种烟草,瞬间冲淡了房间里的浑浊。
李佩华目光在室内一扫,落在司汤达身上,眼神中不带寻常可见的怜悯或鄙夷,更像是一种全然的审视,仿佛在评估一件亟待修复的、复杂而残破的证物。
“司汤达先生?”她的声音平和,没有一般律师初见当事人时常有的那种或夸张的同情,或刻意的鼓舞,只是一种陈述事实的平稳,“我是李佩华,你的父母委托我,担任你的辩护律师。”
司汤达愣愣地看着她,嘴唇翕动了几下,才出干涩的声音,“李。。。。。李律师。”
他听探视的使馆的工作人员提过,父母咬牙请了位“御用大律师”,花费巨大。
此刻见到真人,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既有敬畏,也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依赖。
李佩华在对面坐下,将手中一个薄薄的皮质公文袋放在桌上,双手交叠置于其上。
没有急于打开文件,而是先隔着桌子,静静地审视了司汤达几秒,像是在评估一件物品的质地与损伤程度。
“先,我需要你明确一点,”她开口,语不快,中文流利但带着口音,“我受你父母的委托而来。我的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你争取最有利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前提是,你必须对我绝对诚实,不能有任何隐瞒。明白吗?”
司汤达忙不迭地点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明白,明白!李律师,我一定说实话,我什么都告诉你!我是被逼的,是被阿龙骗了!我真的不知道那是黄金……”
李佩华抬起一只手,做了一个轻微下压的动作,制止了他即将开始的、可能语无伦次的倾诉。
“陈述事实,需要条理和重点。你的基本案情,警方提供的披露材料,以及你父母转交的一些信息,我已经了解。”
她打开公文袋,取出几份文件,但并不摊开,只是用指尖轻轻点着封面。
“警方目前指控你涉嫌走私贵重金属及参与有组织洗钱活动。核心证据,是在你驾驶的车辆中搜出的十一公斤黄金,藏匿于特制乐器盒夹层。你本人承认受阿龙指派,前往巴黎取货,并约定事后获得五千英镑报酬。这些,是案件的基础事实。对此,你有异议吗?”
司汤达的脸色更白了,艰难地摇头,“没。。。。。。没有。东西是在我车上找到的,阿龙。。。。是让我去的。”
“好。承认基础事实,是构建辩护策略的第一步。否认客观证据,在陪审团面前是极其愚蠢的行为。”李佩华语气依旧冷漠平淡,“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纠结于你是否运送了黄金——这一点几乎无法推翻——而是要让法官和陪审团理解,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以及你在这整个事件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她稍稍调整了一下坐姿,目光如同手术刀,精准地切入司汤达混乱的思绪。“司先生,你认为,警方,或者说皇家检控署,最终想通过你这个案子,得到什么?”
司汤达茫然地看着她,“。。。。。定我的罪?”
“定罪是结果,但不是最终目的。”李佩华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种引导性的穿透力,“对于警方和检方而言,抓住一个运送了十一公斤黄金的钱骡,算是一次成功的行动。”
“但十一公斤黄金从何而来?最终流向何处?指挥你的阿龙上面,是否还有更庞大的网络?摧毁一个底层执行者,与挖出一个犯罪团伙的核心,哪个对社会的危害清除得更彻底?哪个,又能给主办案件的警官和检察官带来更大的职业声誉?”
司汤达一愣,似乎捕捉到了什么,却又雾里看花,不甚明了。
“警方接下来的调查重点,”李佩华继续道,“会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完善证据链,确认黄金的具体来源和最终去向。二是深挖你与阿龙的关系网络,确定你在整个链条中的具体角色和作用。三是,也是最重要的,”她略微停顿,加重了语气,“他们会试图通过你,摸清这个团伙的整体架构和运作模式。”
“你,司先生,现在是他们目前能抓住的、最可能打开突破口的一环。”
司汤达感到一阵眩晕,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那么,面对这种局面,通常有几种辩护策略。”李佩华话锋一转,开始分析路径,“一是做无罪辩护,否认知情或意图。但鉴于实物证据和你的部分供词,这条路风险极高,成功率渺茫。”
“二是认罪,但争取将你的角色定性为被利用、胁迫、认知程度低的从犯,从而争取最大程度的减刑。这是目前看来相对务实的选择。”
司汤达抬起头,眼中燃起一丝微弱的光,像溺水者看到了漂浮的稻草。
李佩华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眼神的变化,但没有给予任何不切实际的安慰,而是继续用那种冷静到近乎残酷的语调说道,“关键,在于你能否向法庭证明,你的合作具有实质性价值。”
“实质性价值?”司汤达喃喃重复,这个词对他而言有些陌生。
李佩华没有等他回答,“你的价值,司先生,绝不仅仅在于承认你做了什么。更在于,你能否帮助司法系统,去理解你背后那个隐没在黑暗中的机器是如何运作的。”
“一个主动配合、积极提供线索,帮助警方触及更深层网络的嫌疑人,与一个仅仅低头认罪、除此之外再无贡献的嫌疑人,在量刑时,会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