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在重庆的外婆家过暑假。
外婆住在半山腰的一个小村子里,房子是那种老式的土墙瓦房,房前屋后种着几棵柚子树,一到夏天满院子都是青涩的柚子香味。那地方好玩,昆虫多,山货多,比城里有意思多了。唯一不方便的是,想买点什么东西得翻过半座山,走到山那边的粮油店去。路远,但我和小姨乐意跑——大人给的钱,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零嘴儿。
那天下午,家里来了个亲戚,是个男的,要在外婆家吃晚饭。家里有菜有肉,就是没酒。那亲戚掏了点钱,让我和小姨去买酒。临走的时候,外婆站在门口冲我们喊了一句“走下面那条小路啊,别走老路!”喊完就转身回屋了,也没说为什么。我那年才十岁,小姨比我大两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谁也没把那句话当回事。
我们抄了近路,走了那条老路。
去的时候太阳还高,山里亮堂堂的,路边开着野花,小姨哼着歌走在前面,辫子一甩一甩的。买完酒往回走,太阳已经偏西了,山里的光线暗得特别快,像是有人在天上慢慢拧一个旋钮。四周的林子变得黑乎乎的,鸟叫也停了。
小姨走着走着忽然慢下来。她抱了抱胳膊,说了一句话“怎么这么冷啊?”
那是七月份,重庆的夏天能把人蒸熟。我说我不冷啊。她没再说什么,可接下来她走路的样子变了,不再蹦蹦跳跳,不再哼歌,低着头,步子越来越慢,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她肩上。我跟她说话,她也不怎么理我,偶尔“嗯”一声,声音闷闷的,像是在水里说话。
到了家,外婆已经摆好了饭。桌上的菜全是小姨爱吃的——辣子鸡、酸菜鱼、凉拌折耳根。我馋得不行,扑上去就吃。小姨说她不饿,转身进了里屋躺下了。外婆喊她吃饭,她说不想吃,声音含含糊糊的。外婆没多想,只当她是走山路走累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看见外婆和大人们的脸色都不对。小姨躺在床上,额头烫得像烙铁,嘴唇干裂白,整个人缩成一团。请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医生说可能是中暑了,开了几包药,让多喝水。可小姨喝进去的水,没一会儿就吐出来,吐出来的东西颜色黄绿,像是什么东西在搅她的胃。
到了下午,小姨开始说胡话。说的不是人话。我站在房间门口,听见她的喉咙里出一连串含混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用一把生锈的锯子锯一根空心的竹子,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她嗓子里往外挤,一个字也听不清。外婆的脸色白了。她一把把小姨房间的门关上,不让我看。
第二天傍晚,外婆端着米汤进去想喂小姨喝两口。刚推开门,碗就“啪”地一声摔在地上,碎瓷片和米汤溅了一地。紧接着外婆冲了出来,脸白得像墙上的石灰。她拦着想进去的爸妈,说了一句话“小心,小心别靠近她。”
我没听清那话里的意思,可大人们全愣住了。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进那间屋子。我躲在门框边上,偷偷探了半个脑袋往里看。
小姨站在床上。脚尖立着。
她的脚趾头死死扒着床面,绷得笔直,整个人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从头顶吊起来的。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嘴大张着,舌头伸出来,眼睛往上翻,只露出底下的眼白。她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像是在表演什么,又像是在模仿什么。可她的表情——那是恐惧的表情。不是她自己的恐惧。是有什么东西住在她身体里,替她恐惧。
大人们不敢靠近。外婆退出来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一边擦一边说“早知道就该走那条小路,不该走老路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条老路,以前是乱葬岗。后来平了坟,修了路,可山里人从来不走夜路经过那里。
那一夜,我睡在隔壁屋。半夜我忽然醒了。没有声音吵我,没有光晃我,就是忽然醒了,像是有人在我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我睁着眼睛躺了一会儿,四下很黑,窗外的月光像一层薄薄的灰抹在玻璃上。
然后我看见窗户外面站着一个人。
不是站在门口,不是站在院子里——是站在窗户外面,贴着玻璃。她穿着一身蓝衣服,那种老式的、宽袍大袖的衣裳,衣摆拖在脚踝处。头很长,披散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蓝色的光,像水一样从她身上漫出来,把窗框染成一片幽幽的冷色。
我最开始还以为是谁家的大人路过。可仔细一看,她站的位置不对——她不是站在地上。她是踮着脚尖站着的。脚尖朝下,绷得笔直,鞋底悬在半空中,整个人像是被什么力量从头顶往上拽。
我猛地想起白天小姨站在床上的样子,一模一样。
那一瞬间,我的血全涌上了头顶。我张了张嘴,想喊,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然后我听见自己出了一声尖叫——那种又尖又细的声音,像是从别人嗓子里出来的。
爸妈被我的叫声惊醒了。他们开了灯,冲过来抱住了我。我哭着说了窗外有人,我爸走到窗前往外看了看。他说,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白天,我站在窗户前又看了一遍。外面是外婆家的菜地,地里种着几行辣椒和茄子,再远一点是山坡,山坡上长满了杂草。什么也没有。阳光照在地面上,暖烘烘的。
可我知道,我看见了。我就算只有十岁,我也知道,那不是梦。那个踮着脚尖站在窗外的蓝衣女人,不是梦。
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清了。好像过了两三天,外婆请来了一个神婆。她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花白的头在脑后挽了个髻,穿着一件洗得白的蓝布褂子。她进了小姨的房间,关上门,在里面又蹦又跳,嘴里喊着什么,像是唱戏又不像是唱戏。我在东屋里被关着不让出去,只听见隔壁的声音时高时低,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又退下去。
第五天,小姨的烧退了。她能坐起来了,能喝粥了,能叫我的名字了。可她的一只耳朵再也听不见了。医生说可能是高烧烧坏了耳膜。外婆私底下跟我说,不是高烧烧的,是那东西走的最后一下,从小姨身体里拽出来的时候,带走了她一边的声音。
我长大了以后,有一次跟母亲聊起这件事。母亲说,当时那个神婆做完法事以后说了一句话“你闺女走的路上,碰上了个吊死的女人。那人穿蓝衣裳,死了上百年了,死的时候也是踮着脚。”
母亲告诉我那话的时候,我的手背一阵凉。十岁那年的画面又回来了——窗外的蓝衣女人,脚尖朝下悬在半空,头披散着,蓝色的光像水一样渗进窗框的缝隙里。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
小姨那天从老路回来,说冷。她以为自己是着凉了。其实不是。是那个蓝衣女人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带走了她身上的热。她的脚尖立在床上的时候,也不是她自己立的,是那个女人的脚尖,在她身体里站着。
我从那以后再也没走过那条老路。每次回外婆家,我都绕远走下面的小路。有人说那条路更远,要多走二十分钟。可我不在乎。多走二十分钟,比多走一辈子好。
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会想起那个蓝衣女人。她站在窗户外面,脚尖悬着,头垂着,蓝色的光把玻璃染成一片冷色。我不知道她还在不在那里。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那条老路上等着,等着下一个从她身边走过的人,等着那个人回家以后忽然说一句“怎么这么冷”。
但我知道,那天晚上我没有看错。她就是站在那儿。踮着脚尖。看着我。等着我。只是那天夜里我喊出了声。如果我那晚没有叫出来,如果我多看了几秒,如果我走过去开了门,她会不会就走进来了?
我不知道。可我已经十岁了。不是三岁。我记得每一个细节。我记得她的脚尖悬在空中的弧度,记得蓝光的颜色,记得那天晚上窗玻璃有多凉。我记得太清楚了。清楚到我现在三十岁了,有时候半夜还会忽然醒过来,不由自主地往窗外看一眼,确认那里没有人。
没有。可那条老路上,永远有一个人。踮着脚,站在某处,等着。我不走那条路了,可她知道我在。她一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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