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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说两头肯离故土 释众疑允登新途（第1页）

其实对村领导，向河渠很难抱有什么希望。因为冯士元的所谓联营似乎是以权力作资本在运作，并不打算投入资金。而且从上次谈话中露出的信息是“村财政资不抵债，倒挂六万多”也就是说，即便想投资也没有钱。说不定连满足自己所提出的基本生产条件也做不到，就如马炳成上次说的他只能在精神上给予支持。而现在的问题却恰恰在于物质条件迫使向河渠的这一半运转不起来，诚然头上老悬着一把随时可能劈下来的“停产”剑也是不能忍受的。搬，仍然是上策。为促使中心校下决心，向河渠展开攻心战。

向河渠攻心的武器是他的《关于振兴校办厂的设想》。《设想》不提搬迁二字，只谈设想。

先他介绍已拥有的基础和能形成的生产能力。在逐一罗列了现有设备“只要添置一两千元的设备设施，就可以形成除硫酸铜外的五十吨片碱、四十吨磺化煤、六十吨焦亚硫酸钠，总产值达二十到二十五万元的年生产能力（硫酸铜因原料涨幅过大，暂不考虑）。而这三只产品的供销渠道、生产技术都已有了保障。为达此目标，作如下设想

一、建立健全组织。建议由梁金才任厂长兼供销，贾远华任生产付长兼后勤，向河渠任会计兼供销，保管员由樊玉秀兼任，现金会计暂不设。从而形成专职生产经营班子，各负其责，各司其职。职、权、利都拟出具体条款，既协作又不依赖。

二、集体承包经营。一包五年，利于承包人长期打算；定上缴基数和利润分成比例，逐年递增，下浮上分成；定基本工资；定包干业务经费；定开报酬。（上缴基数建议第一年一千，第二年三千，第三年五千，第四年七千，第五年一万元）

三、投资设想。除厂房、场地、水电外，新增设备一两千元，流动资金一点五至两万元；往后每年的上缴（含免税所得）的一半留给厂方充实流动资金，所投入的资金不计息。

四、中心校实施领导的途径。听取一月一次的情况汇报；收取一月一期的生产经营报表；进行工作检查。

五、中心校权限。确定经营范围、规模、性质；考核承包人的业绩；实施对承包人的奖罚。

六、效益预测。片碱月产十天十个月，年产三十五吨；磺化煤月产二十天七个月，年产四十吨；焦亚硫酸钠月产十六天十个月，年产四十五吨，总产值十八万元，仅免税收入一点八万元。

七、关于梁金才的进退。校办厂陷于窘境，不少人归罪于梁金才，这是不公正的。作为厂长，他做了很多事，片碱就是他做通郑若华的工作才搞起来的；上海、南京、通城，他跑了很多地方；雨天、雪天他没少奔波；怨言委屈，他忍辱负重。如果不是这不理想的环境，如果不是上课、校务、厂务都要管，厂也不会是这样的状况，人们在会上说的就应当是赞扬了。他有事业心，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一定的供销渠道，由他当厂长是利大于弊的。

贾、梁两人完全赞同《设想》的内容，向河渠缮清、复写后呈交给张校长。张校长看后明确表示肯定搬，他将与常志进设法做村里、学校里的工作。

“向会计，”冯士元再次来做挽留工作，他说，“我们在前进村里合作得很好，已成为老兄弟了。现在我既已回来了，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再来个二次合作，行不行？”“行啊，有什么不行的？我的条件不是都给了你吗？”

“按照你那个，是有些难度。能不能这样片碱我已看过了，三间用不上，你们对调一下，片碱到前边去，你们到后边来，这样离盛家也远一些。”

“冯主任，向你提出房屋、场地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向河渠告诉他，因行情的变化，必须新增产品，而磺化煤占地较大，需水泥地坪和不少于五间房子，而且同样有二氧化硫废气需处理，因而要求距居民住宅远一点儿。向河渠说他办这个厂的目的就是为家乡教育出点力气，只要有个让他能活动手脚的地方，他不走；没有的话，他没法，因为他先得生活。

“向会计，劝你在沿西干也是为你着想啊。离开这儿名声也不好听，古话说一女不嫁二夫，你说是不是？”

“噢——，”向河渠恍然大悟了，怪不得停产一年多村领导毫不关心，一提搬迁纷纷劝阻，原来是在顾及他们的名声。自己留在这儿，盈亏死活与他们无关，一走就会引起人们的议论“为何容不得向河渠？”至于为不为沿西作贡献那只是一种说法。

本来嘛，真为沿西着想，一个堂堂的村委会建不起五间平房五十平方米的水泥场地？这怎么可能？想到这儿，他笑了，说“谢谢你总是为我着想。为了生存和今后的展，名声算得了什么？顾不得了。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他人说短长，我留与不留都会有人说长道短的，就象我离不离开生化厂一样。是非对错我胸中自有一杆秤，谢谢你的提醒了。再说我也没嫁二夫呀。”

“离开沿西不算再嫁？”“当然不算。中心校是沿西校的领导，好比是丈夫的父母，我不是重找丈夫，而是公婆给的这块地太瘦，长不出庄稼，我找公婆要换块好地。”冯士元说了声“你呀，说不过你。”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

望着冯士元的身影，向河渠提起笔以《搬厂我羞是你羞？》为题写诗一说

家乡官长殷勤留，道是振兴业共谋。立足沿西为何来？志同道合正所求。

只是何处可容身，让我可以壮志酬。说是两间换三间，小蜗牛变大蜗牛。

三间手足没法伸，只好别处去投奔。最后对我语谆谆，不留恐怕人议论。

大风吹倒梧桐树，长短任人说自由。件件桩桩事实在，搬厂我羞是你羞？

为着顺利离开沿西，向河渠委托陆锦祥去做支书马炳成的工作。

陆锦祥离厂后到村里作为一般干部在村里工作，庞卫红被免职后马炳成继任，他仍然留任。在整个生产队里大概要算唯一能与马家说得上话的人了。

马炳成在队里，人缘不算好。本来从生产队会计到大队会计到大队书记，应是五队引以为荣的事情，谁知五队群众没有一丝高兴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五队从没享受过一丝一毫的关照，连家门口的那条坑坑洼洼的路在马炳成任职期间也从没得到过维修。因此马家没什么人愿到他家去串门儿的。陆锦祥不一样，同马家是唯一相处密切的对象，原因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

向河渠来到陆家说明来意。翠玲说她们夫妇去过马家，费兰芳说已跟马炳成说过这事了，要马炳成放向会计走。说硬要留人家在这儿又做不了事，人家要吃饭，要让人家有路走。人家很困难，老头子没了，老娘病着，伢儿要上学，就这样耗着，人家要记仇的。说那年为钱不够分粮草不让人家分；为童凤莲要进厂，考虑到她走后没人分粮草，没让走。后来向河渠找到郑支书，郑支书为了他女的能进厂，答应了。结果向会计记仇，本来美候在做肝素，却调到江南去了。说赵国民在临江遇到马炳成告诉说是老向决定的。说现在何苦又结仇对，等等。

在粮草钱问题上马炳成确实做得不漂亮。事情生在十多年前，生产队年终分配时向家是亏钱户，适逢当时手头拮据，一下子凑不齐欠款，生产队不让分粮。会计与自己关系虽有缓解，但算不上好，不会帮忙也不会做明显的对头，让向河渠打了个报告约期归还，要求大队盖章批准。

当时大队是会计当家，去找他，马会计不批，就没分到粮草。后闻讯郑支书从县里学习回来了，大雪天晚上赶到郑家，郑支书答应解决。第二天除夕那天才冒雪称回粮草。幸运的是刚过年公社补了他到农机站后误将工资二十六批为二十五，五十个月五十块，立即归还了欠款，前后也不过十来天。

至于二十六怎么会变成二十五的，又是个疏忽。向河渠到农机站报到时介绍信上只有职务没有工资标准，先后几天里又有两个大队支书被免职到农机站工作，农机站请示工资标准时，三人批的都是二十五块。几年后偶遇黄娟扯到工资，黄娟说她去兽医站工作，公社批的就是原工资标准二十六块，他怎么会变成二十五的，回公社后一定帮问问。那时黄娟在公社当话务员，秘书一查知道是误批，汇报书记后让农机厂另具报告作了批复，这才有了补的举动。

粮草钱这事马炳成并没有做错什么，就象他同邻居、本队乡亲相处，没有什么过错，只是不合人缘。说向河渠不记得这事，那是矫情；说记仇则小看他了。

不过郑支书这么一照顾，倒让向河渠记了一辈子，并且泽及他的后代郑若华。

向河渠略一回忆，对翠玲说“事情肯定有误会，我说三点。第一点，袁国珍与马美云是同时进厂的，在她们进厂后几个月凤莲才进的厂，与袁国珍进不进厂没牵连。

第二点，赵国民刚进厂就被派往江南，只是一个工人，不参加讨论人事，怎么会知道是哪个决定的？当然也不是说赵国民说谎，因为江南的事情在江南确实由我作主，什么时候派人、派多少、担什么样的职务是由我说了算，他大概以为派哪个去要由我决定了，其实不是。

第三点，当时我主持江南工作，大多数时间在江南，除车间主任、核算员人选我参加讨论外，一般工人都由阮、蒋两人决定派遣，我只是接受，有时回来接受还不是我亲自回来，马美云去不去怎么可能由我决定？

更何况去江南的人不是去充军的，都是选的骨干或亲信人员，老蒋的外甥女葛春红、我同学的兄弟蔡国桢、凤莲的侄子童国强都在其中，又怎能说得上记仇？有些人派到江南去了，开会点名时，不少人我都不认识，是阮、蒋在家招的，又哪里是我决定的了？

至于说到粮草钱的事，马会计也没有做错，说记仇真是从何说起？”

陆锦祥说“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解释清楚。说真的，在队里谁不知道你的为人？跟锦林、夏家闹得一塌糊涂，受了人家多少算计没记仇，还帮人家的忙，会为个没分回粮草的事记仇？哪有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