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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7章 韩父手术后的病榻之上（第1页）

大夫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廊里又安静了，只剩下护士推着器械车经过时轮子出的咕噜声，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

韩母站在那里，看着那扇门，门上的红灯已经灭了，像一盏被熄灭的灯，不会再亮了。

韩父被推出来的时候，还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脸色灰白，嘴唇有些干裂。

他的头在枕头上散开着，花白的，像一个刚从一场长途旅行中归来的人，满身疲惫。

他戴着氧气面罩，透明的罩子下面，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微微动着，像是在做梦，在梦里说话，说那些他醒着的时候永远不会说的话。

病床的轮子在地板上轻轻滚动，出细微的、像在说“跟我来”一样的声音。

韩母跟在病床旁边，手握着床栏，手指攥得很紧。她没有说话，只是跟着，像一个人跟着一条河，河水往哪里流，她就往哪里走。

韩振邦跟在后面，他的步伐比韩母慢一些，在所有人的最后面，看着父亲的侧脸——那张灰白的、像是被抽走了颜色的脸。

他想起了一些事，一些他很久没有想起的事。

病房在住院部的七楼，是一间单间。房间不大，但很干净。

一张病床靠墙放着，旁边有一张陪护床，一组浅灰色的布艺沙，一个床头柜，一张写字桌，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窗户很大，能看到外面城市的天际线——灰蓝色的天空下，那些高楼像一座座被削尖了的铅笔，整齐地排列着，从近到远，从清晰到模糊。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白色的床单上，照在那根输液管上，照在韩父灰白的脸上。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滴，不急不慢，像在数时间。

韩母在陪护床上坐下来，手搭在床沿，看着韩父的脸。

他的呼吸很轻，很慢，氧气面罩上凝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随着他的呼吸一起一伏，像一个在做梦的人，梦里有风，有阳光，有那些他还没有做完的事。

韩振邦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爸……”他开口了，声音很小，像是在跟一个睡着的、不想被吵醒的人说话，“你快好起来。咱们还有好多事没做呢。”

他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掉眼泪。他吸了吸鼻子，把那股涌上来的酸意咽了回去。他转过身，看着韩母，“妈，我爸身体一直都很好，您老不用担心，回去歇着吧！我在这里守着。”

韩母看着他，看着他那张疲惫的、有些红的、像是一整夜没睡的脸。

他站在窗边，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像一个在说“我会撑住”的人。

她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不是感动，是一种“原来你也会长大”的确认。

在她的眼里，韩振邦一直是那个“能力有限、没有主见”的老大，她和韩父在讨论接班人的时候从来不会放到选项里的老大。

但此刻他站在那里，也只有他一个在说“我来守着”。她看着他，眼眶有些热。

“回去也没事，”她说，声音很轻，“我在这里再待会。我让院长帮着找了两个护工，两班倒，一个白天、一个晚上，估计一会就到。

你先回老宅休息吧！晚上让保姆弄些吃的，我就在这吃，让她做些粥之类的流食。”

韩振邦摇了摇头。“你一个人在这，我不放心。等护工来了我再回去。”

韩母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像一个在说“你长大了”的人。“那好，”她说，“那就一起等。”

母子俩坐在病房里，一个靠着床头柜，一个靠着窗台，谁都没有再说话。

窗外有一阵风吹过来，吹动窗帘的下摆，像一个在说“我还在”的人，用风代替了语言。输液管里的液体在静静地往下滴，一滴，两滴，三滴。

韩父的呼吸声在房间里回荡着，像一很慢很慢的曲子，音符不多，但每一个都拖得很长。韩母坐在那里，手搭在床沿上，像一个在守护着什么的人。

她的目光从韩父的脸上移到韩振邦的脸上，又从韩振邦的脸上移回韩父的脸上。她的心里有很多话，但她没有说。

因为她知道，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等待，是忍耐，是撑住。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门被敲响了。轻轻的、有节奏的三声——咚咚咚。韩母站起来，走过去开了门。

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六十岁左右，头花白，戴着黑框眼镜，脸上的笑容是那种职业的、温和的、让家属觉得“他在这里，他们就不会有事”的笑容。

他就是王院长，滨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韩家的老相识。韩父和他认识二十多年了，当初韩母生孩子的时候，就是他接生的。

韩振宇、韩振邦、韩振轩，三个孩子都是他亲自接生的。他握着韩母的手，力度不重，像一个在说“我来看看”的人。

“嫂子，”他说，声音带着一种“我知道你很难过”的关切，“我看了韩大哥的检查报告，手术很成功。只要好好休养，不会有大碍的。你放心，我安排了最好的护工，二十四小时守着，不会出问题。”

韩母点了点头。“谢谢你，王院长。这次多亏了你。”

“说什么谢。”王院长摆了摆手，“我跟老韩这么多年的交情，这不是应该的吗？”他走到病床旁边，低头看了看韩父的脸，又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上的数据。

那些数据在跳动着，绿色的线条在屏幕上起起落落，像一个在睡觉的人，还在呼吸，还在活着。“他现在的状态，就是需要休息。身体在恢复，需要时间。急不来。”

韩母站在旁边，看着韩父的脸。他的脸色比刚才好了一些——还是白，但不那么灰了，嘴唇也有了一点血色，像一盏被重新点燃的灯，光线很弱，但正在慢慢地亮起来。

她想起他早上出门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去集团。”那是他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没有说“我走了”，没有说“你等我回来”，没有说任何像告别的话。

他只是说了一句“我去集团”，然后转身走了。像往常一样，像一个去了就会回来的人。

现在他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插着输液管，戴着氧气面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