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眼神像一个在说“你到底要怎样才肯认错”的受伤的女人。她在哭,她的嘴唇在抖,她的肩膀在抖,她的整个人都在抖。
但她的眼睛,在他看不见的那个角度,像一把刀,锋利、冰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满足。
她开始说话了。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木板上。
她讲起了她和韩振宇的故事——“我们是在大学认识的,我二十二岁,他二十四岁,我们是同学。
那时候他对我很好,他说他会娶我,他说他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
我信了。我把自己交给了那个承诺。”
她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控制情绪。“后来,我们去做婚检。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医生说——我不具备生育能力。
我以为他会说‘没关系’,但他没有。他告诉我他们家有家规——三个儿子,谁先诞下长孙,谁就继承董事长的位置。他说他不能娶我,因为他需要那个位置。”
她在哭,那种哭不是“我在看剧本”的哭,是“我入戏了”的哭。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滴在她米白色的连衣裙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她的嘴唇在颤,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个在努力把事情讲清楚的人。
“他让我等他。他说等他坐上那个位置,他就会娶我。我就等了。几年……一个人在海外……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他。只有电话,只有他的声音——他说‘再等等,很快就好了’。我等了,等了又等,等到他结婚,等到他有了孩子,等到他……坐上那个位置。”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像一个在讲述一个很长的故事、喉咙越来越干、快要说不出话来的人。
她的泪水浸湿了整张脸,流到嘴角,混着血迹,变成一种淡粉色的、让人看了就心酸的液体。
她吸了吸鼻子,用手背擦了一下脸。那个动作很真实,像一个在努力擦干眼泪却怎么也擦不干的人。
“后来他让我来了滨海,说他已经有了儿子,说他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说他已经离婚了。
我信了,我来了,我住进了他的家。但半个月后,叶如娇回来了。他没有离婚。他骗了我。他骗了她。他对她动手……逼她在离婚书上签字。我看到了,我劝过他,他不听……”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她的目光从那些记者的脸上移开,落在韩振宇的脸上。
那个眼神不是“我在看你”的眼神,是“我在审判你”的眼神。她的嘴唇还在抖,但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平稳了,像一个在做一件很确定的事的人。
“你说我骗你,”她说,声音从颤抖变成了坚定,“那你敢不敢把你说的话给大家说说,让大家听听,你刚才进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什么?”
韩振宇的眼睛瞪大了。他看着袁丽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上亮着录音的界面。他的记忆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大脑——他想起他进来的时候说的那些话。
那些关于“顾不了那么多了”、关于“咱们拥有的财富足够在国外奢侈地生活”、关于“就算留下来也会被逐出集团”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
每一句话,都在那段录音里。那些话,每一句都会让他看起来更无情、更自私、更不值得被同情。那些话,每一个字都是一把钉在他棺材板上的钉子,拔不出来。
袁丽按下播放键。
从手机扬声器里传出了两个人对话的声音——那声音很清晰,是韩振宇和她的声音,就是几分钟前刚刚生过的场景“兰兰,现在都夜里九点多了,咱们赶紧走吧。”“不急,先吃点东西,喝杯红酒。”“没胃口,还是赶紧走吧!夜长梦多。”“再也不回来了?”“再也不回来了,咱们拥有的财富足够在国外奢侈的生活。”“那你的父母、兄弟,还有集团怎么办?”“顾不了那么多了,再说,我做的那些事,就算留下来也会被逐出集团,甚至逐出韩家。”
录音播放完毕了。
包间里安静了两秒钟——那种安静不是“没有人在说话”的安静,是“所有人都在消化刚才听到的内容”的安静。
然后,像一锅被烧开了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起来,那些记者们交头接耳,低声议论着,交换着眼神——“他果然要跑路”“他连父母都不管了”“你看他昨天在布会上说得那么好听,原来是早就打算跑了”“这脸打得真响啊”。
韩振宇站在那里,嘴唇在抖。
他想辩解,想说“那不是全部”,想说“她故意引导我说的”,想说“都是圈套”,但他知道,在那段录音面前,他说什么都是徒劳的。
他的声音从录音里传出来的时候,像一把刀,在切割着他自己。每一刀都精准,每一刀都深,每一刀都在让那些拿着摄像机的记者们更加确信——他们找对了故事的主角。
袁丽的眼泪又涌了出来,但这一次,她的目光从韩振宇身上移开,落在那些记者们的脸上。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哽咽的、真诚的、让人听了会想“她真的太苦了”的颤抖。
“我原本打算,”她说,声音很轻,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但每一个字都被那些录音笔清楚地记录了下来,她再次面向韩振宇,“打算只要你承认这些错误,我会陪着你给父母道歉、给公众道歉。即使你一无所有——即使你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会陪着你,不离不弃。我早就做好了那种准备。因为我相信你还有悔改的余地。我相信那个我曾经爱过的韩振宇,不会真的变成那种人。”
她吸了一口气,像是在把涌上来的酸意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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