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宇点了点头。“明白,”他说,“我这就回集团。”
他转身,走出书房,关上门。门关上的一刹那,他听到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叹息——不是他父亲的声音,是他自己的。
那声叹息从他的胸腔里升起来,上升到喉咙,从喉咙里挤出来,在嘴里转了一圈,然后消失了,像一颗水珠滴进了烧红的铁锅里,“滋”的一声,什么都没了。
他走在走廊里,脚步声在木地板上回荡——嗒嗒嗒嗒,一下一下的,不急不慢。
走廊两边的墙上挂着画,全是风景画——山、水、云、雾。那些画他从小看到大,每一幅都看过几百遍了,闭着眼睛都能描出它们的轮廓。
但今天他看那些画的时候,觉得它们不一样了——它们像在看他。每一条河流都在看他,每一座山峰都在看他,每一朵云都在看他。
它们在看他怎么走,看他往哪里去,看他走出这扇门之后,还能不能走回来。
他走出大门,上了车,坐在后座上。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韩董,去哪儿?”
他想了想。“集团。”
车子动了,驶出老宅的院子,拐上大路。韩振宇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老宅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点,消失在视野里。
他想——父亲今天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对的。他必须找到证据,必须找到那两个证人,必须让这件事彻底平息。不然,他真的会承担意想不到的后果。
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精神,像一个随时待命的士兵。
“人找到了吗?”韩振宇问。
“还没有,韩董。陈小阳的手机关机,sIm卡没有注册新的号码,银行卡没有使用记录。张怀仁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家里没人,医院说他没来上班,他老婆和孩子已经出国了,据说是去了韩国。”
“继续找,”韩振宇的声音冷了一些,“不管花多少钱,不管花多少时间,必须找到他们。”
挂了。
他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紧到手机壳的边缘在他手心里留下两道深深的红印。
他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城市风景——那些高楼,那些街道,那些他每天经过却从来没有真正看过的风景——他现自己不认识这座城市了。
它变得陌生了,变得冷漠了,变得像一个巨大而无情的迷宫,他在里面走着,找不到出口。
二十分钟后,他到了集团。走进大堂,走进电梯,按了最顶层,电梯上升,门开了,他走出来,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每个人都低着头,没有人看他,但他能感觉到——那些低着的头,那些假装在忙的眼睛,都在看他。他在经过每一扇门的时候,都知道门后面的人在想什么——“他来了”“他回来了”“他还是董事长吗”“他还能撑多久”。
他推开了自己办公室的门。门里面,窗帘拉着,灯关着,房间很暗。他没有开灯,走到落地窗前,拉开窗帘,看着外面的城市。
阳光涌进来,灌满了整个房间,那些灰尘在阳光中飞舞,像无数个小精灵,在跳一支永远跳不完的舞。
他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坐在办公椅上,开始处理文件。那些文件堆积如山,每一份都需要他签字,每一份都写着他的名字——“韩振宇”。
他看着那个名字,觉得那三个字很陌生——像是一个人的名字,但不是他的。他是在什么时候变成这个人的?他还能变回去吗?
他不知道。
他拿起笔,开始签字。
滨海,明辉集团总部,公关部办公室。
张如娇躺在办公室的沙上。
这间办公室在集团大楼的二十层,不大,但布置得很精致。沙的颜色是米白色的,真皮的,坐上去又软又弹,像坐在一堆上。
沙旁边的茶几上摆着一盆绿植和一盏台灯,绿植的叶子在空调风吹过的时候微微晃动,像一个在点头的人。
墙角有一个小型的酒柜,里面放着几瓶红酒和威士忌,还有一套水晶酒杯,在灯光下闪着光。
张如娇眯着眼睛,半躺在沙上。
她的姿势很慵懒——背靠着沙扶手,头枕在一个靠垫上,身体斜斜地伸展开来,像一幅被拉长了的画。
她的衬衫领口开到了第三个扣子,锁骨露出来,像两把小小的叉子,交叉在一起。再往下,是蕾丝文胸的边缘——黑色的蕾丝,在白色衬衫的掩映下若隐若现,像一个在说悄悄话的秘密,你听到了,但你装作没听到。
文胸下面是大片丰满的雪白——不是那种“我是挤出来的”的雪白,是那种“我是天生的”的雪白,像一块刚出笼的馒头,软软的,白白的,冒着热气。
她的眼睛半闭着,睫毛在灯光下投下一片扇形的阴影,像一把小小的扇子,在为她扇风。
她的嘴唇微微张着,露出一点点牙齿,呼吸很轻很慢,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
那条一步裙因为躺着往上移了一些,露出大腿根部——黑色的丝袜包裹着她的腿,丝袜的质地很薄,薄到能看见皮肤的颜色。再往上,丝袜边缘和臀部之间,是一条红色的丁字裤。
红色的,醒目得像一面旗帜。
在她的办公室里,在她的沙上,在被空调风吹得微微晃动的绿植旁边,那条红色的丁字裤,像在说——“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你敢看吗?”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坐在沙边上,给她揉着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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